平反之九
(1971年4月15日至1978年5月14日)
五去交大 (1978年元月28日)
八点许,先找到刘树谋,谈话。我这次态度较严峻,先问问题报学校了没有。刘哼哈不正面答。我一再追问:“是否已报学校了?”他说:“系里研究了,还没最后定。”我说:“那么,还没报学校了?”他说:“恩、还没报呢。”我说:“你上次提到关于去凭祥的事,我感到很吃惊。因为今天看来过去那些事是很清楚的。学校从未有证据说我跑到凭祥是越境。这在当时那种四人帮极右路线下乱搞是可以,今天再这样提就不合适了。当然我可以提出理由来说明我去那儿是偶然的,而且是买了票回来的。但是,凭祥是随便人去的,车票谁都可以买。怎么能说去了的人就是要越境呢?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来。当时因为有反标、反动言论这些背景,这些是不存在的东西。”刘说:“那怎么会被公安机关抓住呢?”我说;:“你不了解情况,我没有被公安机关抓住,是因为一个投机倒把的,这个情况张宏强都知道。”我的声音有点高起来。
这时徐桂芳进来,见我在,打了个招呼退出。刘又请他进来。他与刘办着事,说:“他这个事要好好解决一下。”刘说::“我们正在抓紧办。”徐对我说:“你怎么不到我家来?”这话他前后说了二三遍。我说:“最近太忙。”他办完事走时,我说:“爸爸向你问好。”又告诉他南大写九本计算方法的书的事、等。他走出后,又招手让我出去,对我小声说:“这些老师都不是当事人,都是新来的,不了解情况,你和他们好好谈,态度要好!” 我回转来,刘已被众人围住。他是系里负责房调的,新成了五栋。目前正进入最高潮,他只得招呼让我坐下。
我等了一阵,王松林来。我急忙笑脸向迎,站起来招呼。他说:“恩、你来了。来,我们谈谈。刘树谋和你谈了么?”我说:“刚谈了一点。”说着我和他走进总支办公室。他和我的谈话很难清理出条条来,比较乱,随便。总结起来,1。过去的事是学生、工宣队搞的。他谈起学生工宣队来,露出不满。2。现在他们主要根据我上次写的材料,再根据找到的一些材料,和一些当时老师提供的材料来定。但是他一再强调,当时的材料因乱很不全了,当时的教师也没有能说清的了。3。去凭祥一事,涉及公安机关,看怎么办。4。我这事由他、张、刘三人处理。但刘搞房调,张搞招生。5。学校领导也都更新了,不了解情况,最近都在省里开会。6。上星期一和学校谈过我这个事,但现在还未正式成文的东西,还要有一定手续。他说:“你的事,我们态度是明确的,但要办一系列手续。”7。他反复要我不要急。他说,学校安排本来学生事靠后,先办教师的。但你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们觉得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对你的事是很重视的、很抓紧的。你不要再来跑了。他思索了一阵说:“2号放假,1号上午十点你打个电话来。”8。他中间还强调了一个档案的事。档案不在,增加了困难。因为档案里可能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问题。我说:“学校已把结论从档案里收回了,档案没有这些材料吧?”我因是第一次跟他说话,我竭力表示对他毫无怨言。但我明确表示了我对我的问题的看法。我说这是错案冤案。对凭祥事也表了态,对将作的新结论也表了态。我说:应该全部否定掉。
这时从隔墙后走出一个陌生人,看来他对我这事很了解。他笑眯眯地说:“你不要操心了,你专心一意地复习功课,准备考研究生吧。”王也符和要我不要操心。我说:“不操心是你们良好的愿望,可对我来说,这么大的包袱压在身上,哪里不操心呢。”王谈话中还说,我上次用圆珠笔写的,不妥当,但是他说不要紧,等最后再重抄一遍好了。分手时,他送我出门,我主动伸出手来,他和我握了手。我强调:“我多跑几次倒没什么。”他强调:“打电话来,打电话来。”
考虑到刚刚跟刘树谋正谈到我声音较高时中断的有点不妥。我又走进刘的办公室。这时刘的房间闹房调的已挤成一疙瘩。我客气的和他打招呼,告诉他我和王松林谈了,请他抓紧。他十分客气,握着我的手一直送到楼梯口。我表示,当时事情与他们无关,他们不太了解情况,现在希望他们作好事,增加他们的工作量了,他表示没什么,一定抓紧。
这次去交大,使我对事的进展有了比较落实的了解。另外,跟王松林谈的较好,我主要希望打消他对我的成见(即主要表白我对他并无成见私恨)。这个目的是基本达到了的。王东拉西扯地跟我谈了一些情况,目的说明那时学生掌权,工宣队批东西,事情糊里糊涂。 明天(29)是星期日,后天星期一(30)。王的意思要星期二(31)才能总支几人聚在一起再研究一下。这样我就准备星期三(二月一日)上午再去一趟。至今为止,他们一直说的是好话,不说刺激我的话。所以我考虑,不便过份。但我已做好了实在的准备,即来了一个新的不可接受的结论,我只有“浴时”奋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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