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记忆碎片
叶蕴华 叶蓉华
2018年12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金陵大学从南京迁到成都华西坝。我们家也随着搬到成都。1945年底离开成都回南京时我们才是9岁和7岁。距今已经有70多年了。由于在成都生活时我们都还很小，现在只留下了一些零碎的记忆，而且不太准确。印象较深的有以下一些事情。
迁居成都
我们到成都后，由于校舍尚未盖好，爸爸妈妈和一岁多的蕴华暂时先住在城里的国学巷六号。因为大伯伯从南京迁往重庆的家尚未安排好，爷爷也和我们在国学巷一起生活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直到蓉华在国学巷出生后已经会走路了，大伯伯才把爷爷接到重庆沙坪坝小龙坎去住。
“1938年四月八日于成都外南国学巷觉庐门外道上，时蕴华儿方一岁八个月”
内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在离九眼桥不远处为教职工修建了几排简易宿舍，名字叫“新村”。新村的院子很大。院子大门外是一条土路，天气干燥时尘土飞扬。越过了这条土路就是大片的稻田。新村里面住有48家，都是金大的教师。每家都有很多小孩，三个、四个、五个或更多。几套平房连成一排，每家住一套平房。每一排平房约有四至五家，两家之间的院子是由竹篱笆相隔。平房的顶上舖的是稻草，墙是泥巴墙，地板是木头的。正房大概有三间，下房大概有两间，一间是厨房，另一间是佣人住房，没有厕所（也没有公共厕所）。正房和下房之间有一个小院子。院中没有自来水，出了厨房在大院里有水井。每家厨房里都有一口大水缸，把井水打出来倒入水缸备用。有电灯但经常停电，停电时点煤油灯。记得在成都到了晚上院子里很黑暗，而家中也只有昏暗的灯光。
姊妹出生
蓉华1938年在成都一家医院出生时，我们住在国学巷。蕴华那时只有两岁，什么都不知道。
1938年于成都华西坝
小蒨是1940年在新村家里诞生的，妈妈没有去医院。蕴华那时虽然只有4岁，但是还有一点印象。爸爸请了一位男大夫到家里来为妈妈接生，在11月一天的深夜里小蒨出生了。小蒨出生后，爷爷为她取名为“倩华”。当时爷爷和大伯伯一家在重庆住在一起。 我们姊妹四人的名字都是爷爷取的。 妈妈认为我们家每个下一代的名子里都有草字头，爷爷所取的“倩”字却没有，很不公平。妈妈查了字典发现“蒨”和“倩”是一个意思，就坚持用了“蒨”字。
想来爸妈很希望有一个男孩，妈妈却一连生了三个女儿，难免有些失望。正巧在重庆工作的二伯伯家却连生了三个儿子，而且三儿子正华与蒨华是同年生的。当时爷爷就建议两家交换老三，这样我们家会有一个儿子，二伯伯家就会有一个女儿了。妈妈生了第三个女儿心里可能会有点失望，但她坚决拒绝了爷爷这个建议。妈妈说，我生的都是我身上掉下的肉，我个个都心疼，绝对舍不得给任何人。又说，我就不相信我生不了儿子。（二伯伯一辈子在云贵川工作，但是1940年时，他们家也住在重庆。）
小蒨渐渐长大，她身体健康，胖乎乎的脸上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她长得非常活泼可爱， 而且越长越漂亮，非常讨人喜欢。我们家隔壁的胡玉璋的婚姻是妈妈做的媒，他们家没有小孩，就收小蒨为干女儿，并买了一个银锁给小蒨戴上，还在新村大门外特别拍了一张照片。
蒨华一岁多于成都新村
记得我们家吃饭桌旁的墙上贴过一张伊朗小公主的相片。因为相片中的那位穿长袍的伊朗四、五岁孩子长得很像小蒨，特别是那双大眼睛，别人就从报纸或杂志上剪下送给我们家了。妈妈就特地把这个小公主的照片贴在了墙上。
在四川，人们称呼最小的妹妹为“幺妹”。小蒨就是我们家的幺妹。我们家的么妹儿成为妈妈的掌上明珠，对她格外地疼爱、非常宝贝她。她也知道妈妈对她偏心而常常撒娇。我们在和她玩时，只要她一哭，我们就必须让着她, 否则妈妈就要生气甚至会骂我们。
躲避警报
我们在成都的童年生活中，印象最深的是一听到拉警报就要躲进防空洞。
新村离四川大学较近，我们到了上学的年龄后，就在四川大学附小上学。通常我们走出新村大门，越过马路，通过一片稻田地，很快就能到川大附小。1944年蓉华上小学一年级时，蕴华上三年级，经常在上课时就听到拉警报，因为川大附小没有防空洞，老师和学生都赶快跑回家。每次只要听到警报，蕴华就赶紧找到蓉华，拉着她飞快跑回新村，然后和父母、小蒨一起钻进新村门外的防空洞中。那个防空洞很长很大。
日本飞机常常来轰炸。轰炸之前首先能听到预备警报。一听到预备警报，爸妈就叫我们三个女儿赶快躲到舖了厚厚棉被的吃饭桌下面去。吃饭桌放在我们家的堂屋门口。那时我们很小，三姐妹躦到方形的吃饭桌下玩耍并不觉得拥挤。我们很乖，不敢高声说话，怕被日本人听见了来轰炸。
等到日本飞机一来，紧急警报就会拉响，爸妈就带着我们三人到大院外挖的防空洞里面去。妈妈事先准备好一只篮子，把躲警报时需带的物品放入其中。每家都拖儿带女地再带上装有细软的小皮箱和小板凳到防空洞中坐着。防空洞里面有好几家人的位置，大家进去后分别坐在自己家的位置上，一直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回家。
爸爸胆子很大，有时日本飞机来后，我们坐在防空洞里，他一人跑到防空洞外去看在天空中横行霸道飞行的日本飞机，以及与日本人的飞机空战的情况。我们当时非常害怕，担心爸爸的安全。妈妈在防空洞里面着急地叫他快回来。
有一次妈妈在匆忙中忘记抱起睡在床上的婴儿小蒨。等我们进入防空洞坐下后，问妈妈：“我们的妹妹呢？”妈妈才想起来。但那时日本人的飞机已在天上，不敢回家去抱小蒨。警报解除后，我们回家后发现小蒨一个人一直乖乖地睡在床上，也没有哭。
我们从小就经常躲警报，躲了很多年。我们当时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的，人们必需经常躲警报。
辛勤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占领了中国许多地方。中国的东部几乎全部被日本人占领。金陵大学从南京迁至成都，教师们的工资打折扣，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教师们为了生计都兼职工作贴补家用。那时家里除我们一家五口人外，还有一个当地佣人住在我们家。爸爸为了养家糊口，也到其它学校兼课。当时没有公共汽车，在外兼课完全靠步行。我们住在城东面，他常常一直跑到城西面很远的地方去兼课，最远还到重庆去兼过课，非常辛苦。
金陵大学的教师没有办公室。爸爸就常常带着我们到离新村不远的望江楼公园去备课。望江楼公园内有茂盛的竹林，游人不多，非常安静。爸爸往往泡上一碗老式的盖碗茶在望江楼的二楼备课，一坐就是一上午，中间休息时会下楼来陪我们玩一下。因为新村里我们住的是平房，所以见到有楼梯的望江楼，跑上跑下玩。在院子里主要是拍皮球，跳绳或跳格子。
老爸在望江楼上边喝茶边专心备课，写讲稿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在院子中玩耍，不打扰他看书。快到中午时，爸爸就带我们回家吃午饭。
清贫生活
抗日战争期间，物资严重匮乏，生活水平很低。金陵大学的教师们和一般老百姓相比可能还算好的，比如说，每家都雇佣人。听妈妈说在成都附近的乡下人很穷，妈妈早上到街上买菜，有时在路边会看到被饿死或冻死的人。那时雇佣全工保姆，每月的工资很少，大概只需几元钱。
在成都时的生活条件太差了。家里虽然雇了全工保姆，妈妈又不工作，可是小孩多，整天忙家务，忙得不可开交。妈妈没有时间教育我们，几乎从未给我们讲过故事。我们长到八岁还不认识钟，因为没有人教过我们。
在成都的生活比较艰苦。我们家比较重视营养，一日三餐有荤有素，还算可以。但孩子们不可能每天吃鸡蛋。我们没有喝过牛奶，也没有见过面包、饼干、蛋糕。我们没有吃过苹果、香蕉或大多数其它水果。印象里也几乎没吃过鱼、虾、螃蟹等食物。
糖果很少吃到，偶尔只能吃到一种橘红色的没有纸包的橘片形状的硬糖，质量非常差。我们的零食主要是吃炒的硬蚕豆和花生米。水果只吃橘子和广柑，因为四川盛产橘子和广柑，而且非常便宜，家里买橘子和广柑都是买一大篮。我们小孩吃广柑的方法和现在不一样，爸妈用刀子在广柑上面挖一个洞，再在挖的洞里转几下，然后让我们用手挤着去吸吮橙汁，挤干后，再剥皮吃广柑渣。为了增加我们的营养，爸爸曾买一只母羊，养在我们家的小院里，希望每天能挤出些羊奶来为大家增加营养。佣人每天把羊拉到新村外去吃草，挤出羊奶给我们喝。有一次爸爸让蕴华帮他挤奶，蕴华拿着一只碗放在羊的奶头下面，爸爸用力挤奶，挤了很久才挤出半碗羊奶。后来知道这只羊已太老，产奶量很少，根本挤不出什么奶，就把这只老羊卖掉了。
当年成都的春熙路相当于现在的北京王府井。每过一段时间，爸妈会带着我们三姐妹到春熙路打牙祭。每次到春熙路饭店吃饭都是吃得底朝天。1945年爸爸妈妈结婚十周年纪念，他们带我们去春熙路吃饭庆祝；还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相片。应该就是那张我们姐妹三人穿着毛线衣，爸妈分别抱着蓉华和小蒨，蕴华站在中间的那张相片。这相片现在珍藏在梦华家里。爸妈当时兴致极高，说：今天放开来吃！那时不同价格的菜是放在不同形状的盘子里的。吃完饭结账时，跑堂的店小二来把盘子一收一数，他一声吆喝，前面的账房就知道一共是多少钱了。那次吃完饭一结账，才发现钱没带够，不得不把戒指押在店里。幸好，走出饭店时遇上了爸爸的熟人，这才借了钱赎回了戒指。
健康问题
蕴华和蓉华小时候都很瘦，蕴华是又黑又瘦，蓉华是又黄又瘦。蓉华从小体弱多病。据妈妈讲主要是胃病，当时是找西医看，出生以后就吃了不少药，严重时吃一口饭喂一勺药，勉强治好了胃病。
我们三姐妹同时出麻疹。40年代，还没有麻疹疫苗。麻疹是一种病毒性疾病，患过麻疹后将终生免疫。记得那时小蒨已经出生了。记不得是谁先得的麻疹。患麻疹期间，发烧，浑身出红点疹子，不能见光，所以白天都要把窗帘拉上。记得有一位邻居还特地抱着她的小孩到我们家来和三姐妹接触，希望被传染后，一辈子将相安无事了。我们三个孩子很乖，经过妈妈的悉心照料，很快都痊愈了。
蕴华小时候经常因扁桃腺发炎发烧，医生认为切除扁桃腺就好了（现在知道，扁桃腺是重要的免疫器官，应该尽量保留）。由于许伯母在空军医院工作，大约是9岁那年，在成都空军医院用乙醚全麻，切除了扁桃腺，可能住了两三天医院后才回家。
爸爸除了在金大教课外，还在军校和中学兼课，每天疲于奔命，劳累过度加上营养跟不上，终于于1939年病倒了，确诊为肺结核。30年代听到称之为“痨病”的肺结核是相当可怕的，那时没有好药可治，不少人死于肺病。由于肺病系传染性疾病，爸爸被诊断为肺结核后，怕传染给我们，就住到华西坝的单身宿舍中了。我们则常常到华西坝院子中，他在楼上的阳台和我们说话。妈妈则精心做一些营养又好吃的菜肴，让佣人送给爸爸吃。爸爸究竟和我们隔离了多久则不清楚，他最后总算恢复了健康。
苦中取乐
成都的茶馆很多。爸爸休息时常和舅舅程守洙、许国樑到新村附近的一个名叫“绿满茶馆”的地方喝茶。有时会带我们去。大人喝茶，我们在旁边玩。茶馆里有花生和橘子供应。
新村里每家的太太几乎都不工作。太太们主要的娱乐就是打麻将，妈妈很喜欢打麻将。有次下午在许伯母家打麻将，那时小蒨还是婴儿，妈妈就把她抱去放在许家的床上睡觉。麻将打完，妈妈赶忙回家做晚饭，急急忙忙中把小蒨忘了。许伯伯过来说：“叶太太，你有件东西丢在我们家了。”妈妈说：“我没丢什么东西啊。”许伯伯慢慢吞吞地说：“值一千金哩！”妈妈这才想起来她把小蒨忘记在许家了。
在成都八年，我们姐妹三人都是穿佣人手工制作的布鞋，成都阴天下雨多，我们穿草鞋上学是经常的事。我们穿的草鞋和农民穿的草鞋不同之处是制作得比较精细：稻草经过漂白，鞋上有些部分用染成红色或绿色的稻草编织成图案。我们没有穿过皮鞋也没有见过胶鞋。我们穿的衣服全部是妈妈和佣人手工缝制的。每人大概只有一件用粗毛线手工织成的毛线衣。那种毛线很硬和我们现在穿的柔软的羊毛衣完全不同，穿上粗毛衣接触皮肤会感到刺人。在我们的印象里，在成都爸妈没有为我们买过衣服和鞋。
新村里小孩很多，但没有幼儿园。所以从来没有人教我们唱歌、跳舞，没有人讲故事给我们听，也没有看过一本故事书或图画书。
“这是成都新村我们住的地方。门外即川大。1945初夏”
我们姐妹三人共用一个抽屉。里面只有两件玩具。一件就是那个“七巧板”，是用硬纸做成的七块几何形状不同的纸板，有菱形、三角形、长方形、方形等。硬纸板两面贴上红色的腊光纸。用这几张纸板可以拼成各种平面形状不同的物品。另一件玩具是佣人用零头布料手工缝制的一个布娃娃。妈妈常常对我们说：“等到回南京后，你们三个人可以每人单独有一个抽屉。”为此我们兴奋不已。别人家的孩子同样没有玩具。新村里的小孩很多，这些小孩整天在大院里玩耍。大院里有几棵树，有些小孩就爬树玩。蕴华好像会爬上树，蓉华和小蒨不会。记得院子里有几棵芭蕉树，夏天里孩子们把硕大的树叶撕一部分放在布鞋里凉凉的很舒服。
我们在成都的生活比较单调。除了和院子中的小朋友一起跳绳外，那时孩子们在室外常常玩的是跳房子。用粉笔在地上画一长方形，内有大小不同的格子；然后找一块瓦片，用单脚踢瓦片，要求准确地踢到每一格，不能出界；最后按规定的路线把瓦片踢出来就算赢了，如果在任何一格中出界就输了。小蒨太小，总是在一旁看我们跳房子玩。还有玩的就是比赛跳绳，单人跳，双人跳等。
新村在乡下，我们没有看见过汽车。看到被四川人称为“洋马”的自行车也感到很稀奇。大院门外那条泥土路上有时有人骑“洋马”经过，一旦被孩子们看见就会大喊：“看洋马！”一群在院子里玩的小孩就会飞奔到大门口去看人骑洋马。
1941年九月21日是百年难遇的日全蚀。那时小蒨刚刚出生不久。爸爸为蕴华和蓉华用墨汁做了黑眼镜。日全蚀是在上午，新村的家家户户都带了小孩拿着小板凳到院子中等待日全食的到来。大白天一下就变成夜晚的黑天了，这时有人家养的狗叫了起来，鸡也叫了起来。这次日全蚀持续的时间较长，据说有三分26秒。过一会儿天慢慢变亮，又恢复到白天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日全食，觉得特别新奇和好玩。
爸妈偶尔带我们三人进城玩，包括去春熙路打牙祭。交通工具虽有黄包车，即人拉着跑的人力车，但那车上只能坐一个大人抱一个小孩。我们家有三姐妹，常常选择坐“鸡公车。”那是一种农民用于运送粮食的木制独轮车。经改造，在轮的上方设有一个长条形坐椅。我们三姐妹可以坐在上面：蕴华靠着椅背坐，蓉华坐在蕴华前面，小蒨再坐在蓉华的前面，每个人的小腿挂在车的两侧；蕴华的两只手抱着蓉华的腰，蓉华的两只手抱着小蒨的腰。车夫的车把则用一条大粗布条连上，再套在他的脖子上，这样便于他在后面推独轮车时掌握平衡。由于车是木制的，推着走时发出吱吱的响声。爸爸妈妈则跟着车步行。小蒨从小胆子小。妈妈讲过小蒨不愿坐鸡公车和黄包车的故事。坐鸡公车的印象特别深，一是觉得好玩、新奇，二是知道不是要进城上馆子吃饭，就是要到什么地方玩。
我们童年时生活水平太低了。我们从未被父母娇惯过，所以很乖，听父母的话。虽然在家里佣人称呼我们为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但我们很懂事，没有一点娇小姐的坏脾气。
重返南京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好消息晚上传到新村，新村沸腾了，大人小孩都跑到院子里欢呼，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蓉华的第一张单人相片，摄于四川大学抗战胜利后
大家都盼望早日回到南京。妈妈更是想尽快回到南京。南京当时只有外婆一人，外公已在八年抗战期间去世。那时妈妈正在怀孕，梦华在妈妈腹中。妈妈带着三个女儿在1945年冬天踏上了回南京的旅程。爸爸因为教学工作暂时不能离开成都。爸爸随金陵大学大概在1946年暑假时迁回南京。
我们从成都回南京是十分艰辛的事，路途十分漫长。首先从成都坐长途汽车到重庆。虽然长途车很破旧，但这是我们姐妹三人第一次坐汽车，高兴极了。车上人很多，非常拥挤。我们三人坐在最后一排。汽车开后，先是激动不已，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感到难受，头晕想吐。不记得汽车开了多少时间才到重庆，好像很长的时间。到重庆后住在大伯伯家里。抗战期间爷爷开始曾在成都我们家住过一段时期，后来一直住在重庆大伯伯家。这次途经重庆在等待回南京的船票期间，又和爷爷在一起住了约一个月。听妈妈说爷爷很喜欢小蒨，说小蒨的命好，因为小蒨出生日是天蛇日。爷爷那时大约68岁，我们记忆中的爷爷是位很老很老的慈祥老人。记得爷爷的手会不自主的抖动，在吃饭时他用筷子夹菜很困难。
爸爸妈妈结婚七周年，民国31年11月20日
我们终于等到大伯伯通过关系搞到作为军人家属随军回南京的船票。从重庆乘轮船沿长江东行。轮船很大，上面挤满了乘客。在宜昌船上的乘客都下船住了一夜。我们记得宜昌十分破烂，一片废墟。我们住的旅馆也是很差的。船到汉口我们又上岸住。汉口是一个比较繁荣的大城市，在大街上常常可以看到投降后灰溜溜的日本兵在扫马路，人们会向他们吐口水。船到九江靠岸时，妈妈上岸买了很多碗盘等瓷器。妈妈说：“回到南京，我们要好好重新开始过日子！”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