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外婆邵秀贞
叶梦华
2022年1月30日
外婆名为邵秀贞，生于1898年晚清时期。按照南京人的习惯，我们把外婆称为婆婆。妈妈和婆婆本人都对我说过，婆婆是双胞胎，而且是龙凤胎。不幸的是双胞胎中的兄弟去世了，可能是出生后就去世了，也可能是出生后不久去世的。她另有两个胞兄叫邵畏三和邵品三以及一个胞妹叫邵儒珍（或写为邵如珍）。还有堂兄邵省三、邵益三和堂弟邵镜三以及堂妹邵德珍。婆婆和她的胞妹（即我们称为姨婆的）邵儒珍关系最为亲密。
婆婆约于1916年左右在哈尔滨和公公结婚。公公叫戴元度字秉衡，生于1891年，北京国民大学（后改名为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后，在哈尔滨中国银行工作。第二年，公公和婆婆在哈尔滨生下妈妈。1922年至1923年间公公在天津聚兴诚银行工作。1924年左右一家人来到南京。 1927和1928年前后公公在江苏省长公署任书记（錄事）。 1927年北伐后公公经考试录取为会计人员，被派往到南汇县财政局任会计主任两年。 1929年公公被调到江阴县财政局任局长一年余。 1930年夏末秋初公公一家人回到南京，那时他39岁，从此失业在家，没有再工作过。母亲1935年结婚后离开了公公婆婆家；1937年抗战爆发，母亲随父亲教书的金陵大学去了四川省成都市。公公和婆婆则留在了南京。公公1940年11月8日于南京去世，享年49岁。
公公去世后，婆婆应该是和姨婆邵儒珍及姨公石克绳一起生活的。据姨婆的外孙女李皖皖询问其母亲即我们的大姨妈石明馥，抗战时期姨婆一家基本上住在谢公祠21号，偶尔去南京郊区湖塾农村住几天。抗战时期姨公到芜湖二中教了一二年书后又回到南京，这期间婆婆以及姨婆和姨公并他们的二女儿石明娟三女儿石明静和四女儿石明仪都跟着去芜湖住了一二年；石明馥因正在上小学和她奶奶陈氏则一直住在谢公祠未到芜湖去。据说，在芜湖时的生活非常艰难。
1946年初，母亲怀着我带着三个女儿先从成都回到了南京，住汉口路1号。因为临近生我的日子，婆婆就来和我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其后金陵大学春季学期结束，父亲从成都回来后，我们一家人夏天就住到了北阴阳营8号，婆婆又回到了谢公祠。
1949年元月初，金陵大学的美国人都回美国了。父母和另一家教授搬进了南秀村七号附四号那栋美国人走后空下来的房子，婆婆就又来和我们一起生活了。我三岁左右开始记事，印象中婆婆就是一个梳着巴巴头的小脚老太婆，其实，她那时才刚刚50岁的样子。她对我讲过她很小的时候就被裹了脚，不让脚长大，每天用裹脚布把脚紧紧裹起来，痛苦不堪。大概一直到辛亥革命之后，她才放开了脚，不用裹脚布去死死地把脚裹紧了。记忆中我见过她的裹脚布条，可能是因为没有她那种脚的形状的袜子，所以仍然用裹脚布松松地把脚缠上起袜子的作用。她那时的脚虽然已长成了形。放开后脚还是展开了一些，比较大了一些，走路也方便了一些。人们把这类的脚叫做“解放脚”，店里还有专门卖给她们那类脚穿的“解放鞋”，形状和大小都很奇特。
在南秀村七号附四号时，婆婆住在佣人住的一排下房中的一间房子里。她的一天大多数时间都是和附四号两家的佣人们一起度过的。她们坐在一起摘菜、做针线、聊天。佣人洗衣做饭时，婆婆有时也帮着晾衣服帮着炒菜。我经常混迹在她们中间，她们做针线时，我帮她们穿针，她们就夸奖我的“眼尖”。她们炒菜时就让我尝咸淡。其实尝咸淡只是借口，她们知道我在一边看得嘴馋，让我吃一口罢了。我尝后当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她们就再让我尝，说：“咸三口，淡三口，不咸不淡又三口。”
婆婆做的玫瑰糖、薄荷糖，还有臭面筋、莴笋眼儿、和烘豆在我儿时的记忆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七号附四号周围的菜地花园很大，婆婆和佣人们种了不少蔬菜和花。夏天，她们把收回来的玫瑰花花瓣和薄荷叶子分别放在两个直径有三尺左右的大竹筛子上摊开阴干，然后找个通风凉快的树荫下，坐在小板凳上，一边聊天，一边把薄荷叶子上的茎小心翼翼地撕掉。等到花瓣和薄荷叶都干透了，酥脆了，就把它们分别碾成碎末末，分别和白糖搅拌在一起，装进两个瓶子里，一瓶红一瓶绿，可以保存很长时间。这样制作出来的玫瑰糖和薄荷糖，用勺子舀一点点出来尝尝，美味极了；可以用来包汤圆，做米糕，做各种甜食的调味料。遗憾的是，那种干的玫瑰糖粉和薄荷糖粉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市面上卖的都是把玫瑰或薄荷腌在糖浆里做成的玫瑰酱和薄荷酱。
臭面筋大概已经失传了。现在南京的年青人不但没有吃过，大概连听都没有听过。臭面筋早先应该是南京一带尼姑庵里尼姑吃的一种食品。小时候婆婆每年冬天都要做。臭面筋制做程序大概和做豆腐乳差不多。面筋买回来洗净后切成两公分大小粽子形状的小块块，先在蒸笼里蒸，然后用棉被包起来让其发霉。等面筋长满长长的白毛毛来，就用炒香后的花椒和大籽盐把它们裹上，放在大小合适的瓶中或磁罐子里去腌，并将瓶口或磁罐子口密封起来。约一个月后即可食用。面筋本为白色、无味。做成的臭面筋颜色偏灰、略臭、极咸但奇鲜无比。把腌好的臭面筋从坛中取出后，它们会迅速氧化成灰色或深灰色。如果把它们煎或炸一下，表面就有一层焦黄的脆壳，臭、咸、鲜之外又有了香。无论如何，臭面筋属小菜，一口只能吃一点点。而或，把臭面筋用手撕成小细条和南京的芦蒿或白芹炒了吃，那就可以叫绝了。
“莴笋眼儿”是三个字不是四个字。最后两个字必须合成一字，发音为二声的“YER”。这三个字得用南京城南的老南京话来说才地道。莴笋YER久违多年了。我的记忆中，只在50年代早期婆婆和我们一起住在南秀村时，婆婆做过，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了。我想象莴笋YER的制作方法如下。把整条的莴笋削皮煮熟或蒸熟后凉干，然后抹上大量的盐再卷成圈圈，中间放一朵玫瑰花，一起腌制一段时间后即成。因用盐很多，不会坏，可长年食用。莴笋经这样制做处理后，味道和质地都变得十分独特，筋道而鲜香。蓉姐认为有可能是莴笋直接阴干后腌制的，也可能是盐腌后阴干的。
烘豆即当今的笋豆，现在在商店里仍然能买到。婆婆把黄豆与竹笋酱油糖八角等调味料放在锅里煮熟，然后放在大筛子上摊开阴干。阴干到适当的程度、不是太软也不是太硬时，就可以放到罐子里当零食吃了。
南秀村七号是个大院子，静谧美丽如同花园一般。大院中的两个池塘，一个非常漂亮，水里有鱼、乌龟、黄鳝、青蛙等，水边长满了野花野菜和野草。另一个比较荒芜，似乎只是用来给周围菜地浇水的。沿着第一个漂亮池塘的三边，坐落在绿树丛中有六幢美式小洋楼，楼与楼之间相距较远，或覆盖着绿茵茵的草坪，或有大片的菜地，或有几棵大树。附四号的正门前，离池塘不远的地方是一棵奇大无比的樟树。那是父母一生中住过的最好的地方。遗憾的是，偌大的院子里没有和我同龄的孩子（直到后来我们家快搬走时才搬进一家有个儿子比我小两岁），我只好一个人自己玩。我最爱去的是池塘边。池塘边有长木板架起来的两个小码头，主要供人走上去洗东西或担水的。家里人怕我掉到水里去，婆婆就拿着一个小板凳跟着我，我玩时，她就坐下来看着我玩。下雨下雪后，我喜欢到院子里玩，特别喜欢往水坑里跳，所以我穿的雨鞋里面就常常被弄湿。那时把雨鞋叫胶鞋，也叫套鞋，想来是从洋人那里引进时起的名字，只是套鞋并不如西方那样是套在另外穿着的一双鞋子的外面的。我的套鞋湿了，婆婆就用火钳捡一块烧红的碳悬空地放在套鞋里烤套鞋的里面，使套鞋的里面能很快地干起来以便我接着穿。
1950年韩战爆发后，1951年7月年仅14岁11个月的大姐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参加了志愿军。婆婆知道后完全不能接受，她沮丧地说，如果外孙女真的去当了兵，她只好去跳长江。那时的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更不用说不满十五岁的女孩了。婆婆大概认为我们这样的书香门第出了一个当女兵的，真是奇耻大辱，没脸见人！当然后来大姐真的离家去了军队，婆婆也并没有去跳江。只是70年后，当宣传被真相揭穿，我才发现婆婆是家中当时唯一对此事有正确看法的人。想来那也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她一不看报二不听广播三不参加各种鼓动会议，铺天盖地的宣传号召对她而言是不存在的，她脑子里面有的只是那些中国文化几千年沉淀下来的简单道理。
1953年3月5日杀人如麻的老大哥斯大林因脑溢血在莫斯科死了，那一天，为此拉起了警报以示同类人极端的沉痛。婆婆条件反射地以为又要有日本人来轰炸了的类似的事情，就按抗日战争时期的要求，把晾在外面洗好的衣服赶紧收回家来。
婆婆让我很失望的是，我每次让她给我讲故事，她都什么故事也讲不出来。她说：“你妈妈不让我给你讲那些故事！”她的所谓“那些故事”指的是她会讲的一些迷信的有关鬼的故事。母亲不让她讲，是怕我受到那些故事的不良影响。在我一再地要求下，婆婆背着母亲给我讲过两个鬼故事。其中一个还蛮有哲理的；另一个则比较一般，我后来也从别的地方听到过。
较有哲理的鬼故事说的是一个有钱的大户人家过继了一个七八岁男孩的事。一天，一个挑高箩的来到这个大户人家，说生活太困难了，活不下去了，求求大户人家把他的那个七八岁的男孩收养了吧，讨一条活命。大户人家虽然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但经不住这个穷人的苦苦哀求，就收养那个七八岁的男孩。收养之后，七八岁的男孩很懂事，对过继父母十分孝敬，大户人家对这个男孩也视如己出。不久大户人家的主人就病逝了。去世前，父亲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说：“我死之后，要薄葬，把我放进六块木板钉成的棺材里，什么其它东西都不要放进去，一埋即可。”又说：“你要是不按我说的办，我下葬后，你每晚一个人到我坟地去睡一个月。”主人去世后，全家人都伤心极了。过继的儿子更是悲痛不已。他说：“继父救了我的命，怎么能如此薄葬呢？”他坚持要为继父厚葬。亲生的儿子没办法，只好按父亲的遗嘱，每晚一个人去父亲的坟边睡觉。果然，有一天夜里，他就听到坟堆里发出“咚，咚，咚咚！”的声音。
我那时大概有五六岁的样子，故事听到这里，吓得心都扑通扑通地跳到嗓子眼了。婆婆告诉我，那是过继的儿子和他挑高箩的父亲来盗墓，当初强行把七八岁的男孩过继给大户人家就是派去做卧底的。婆婆说，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七八岁的男孩是不能过继的，因为那个年龄的孩子已经懂事了。
另一个比较一般的鬼故事是讲一具尸首趟在床上，四个守尸过夜的人在床边的一个方桌上打麻将消磨时光。不一会，面对尸体坐的那人说他要出去解手。过了一阵，不见那人回来，坐在那人两边的两人就说他们出去找找他看。这样，房间里就只剩下了背对着尸体的那一个人。他听到背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那首尸体正直愣愣地朝他走过了，还张开双手要一把抱住他。他灵机一动，把床上的一个枕头扔给了这个尸体。尸体一把死死地抱着枕头，然后就直愣愣地走到门外面去了。
婆婆说，尸体不会转弯，只会直走，而且一旦抱住一个东西，就会死抱住不放。她说，第一个人最早看到对面床上的尸体坐了起来，就借口跑掉了；后来坐在两边的人看到尸体站了起来，也找借口跑掉了。这个故事的主要教训是，和你一起做一件事的人关键时会只顾自己，是不可靠的。
最让我大失所望的莫过于她说她父亲是清朝的外交官，带她去过俄罗斯和安南（即今越南）。我说，那你给我说说俄罗斯和安南是什么样子、有什么好玩的经历呢？婆婆说她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故事都说不出来。
记得我偶尔还看到婆婆用一个铜的水烟壶吸水烟。那个水烟壶在婆婆最后搬到谢公祠一人住时，我还见到过。水烟壶是什么结构和怎么操作的，我一直没有弄清楚。婆婆手上一般要拿着一个火捻子，不时去点然放了烟丝的地方。吸的时候，水烟壶上透明的水罐子里可以看到水泡泡，还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可惜的是那个水烟壶随着婆婆去世也消失了。否则，那会是个多有意义的文物纪念品呀。
婆婆早早就失去了口中的所有牙齿，五十岁出头就成了名符其实的瘪嘴老太婆。1952年12月1日母亲开始工作，家中多了一份收入，经济状况有了些改善。妈妈决定给婆婆配一个全口的假牙。那时配一副全口的假牙非常昂贵，堪称是天价。婆婆知道价钱后执意不肯配，她早就习惯于用她的牙板肉去咬嚼了。她提出要妈妈把做假牙的钱“干折”给她。母亲当然不会听她的去那样做，只把这个“干折”的要求当成了愚昧没有文化的笑话。五十年代初中国牙科的技术很差。配好的假牙带上去后很不舒服，还不如直接用牙板肉去咬嚼。所以婆婆基本上不带，极偶尔要吃花生米等类东西时才带一下。
1955年9月，我们家搬到南京小粉桥五号附15号，那时大姐早已经从部队复员，又考上了北京大学离开了家，我在南师附小上二年级，蓉姐和蒨姐分别在南京十中和四女中上中学。俗称小陶园的小粉桥五号是金陵大学时期修建的为教师居住的一个大院子，除了分别住在两栋大楼里的男女单身教师外，住着20多家南京大学的教授们。院子里和我同龄的小孩很多，我不但长大了，而且一下子多了很多玩伴。
小陶园教授们居住的是一种每家每户带有自己的天井和下房的联栋屋。比起先前住的南秀村七号附四号虽然有了单门独户的隐私，但居住面积小了许多。从朝南的正门进来的房间是客厅，然后一间朝北的房间是饭厅。二楼有三间卧室，其中两间较大，一间朝南一间朝北，还有一间极小的朝南的卧室。三楼是个阁楼，本该是储藏东西的，但因为有一扇朝南的大窗户，所以靠近窗户的地方也可以放一张书桌和一张单人床供一人居住。正对着一楼的正门，通过一个通道，有一扇向北开的腰门。腰门外是一个长方型的天井，天井的两边是两堵墙与邻居的天井隔开。穿过天井就进了所谓的下房。下房由三间房间组成，一间厨房，另有两间小房间，一间供佣人住，一间是堆放茅草和储藏其它东西的。厨房里有一个两口锅的烧茅草的灶台。厨房的北面还有一扇后门。婆婆那时就住在那间朝北的吃饭房间里。
白天父母去上班，我和蓉姐蒨姐都去上学了，婆婆一人呆在家里孤独得很。小陶园虽然是个大院子，但各家都是单门独户的，彼此并不来往。即令我们每天放学回家了或是在节假日，我们也是各人忙着自己的事，功课也好玩也好，总之都和婆婆没有关系。一方面我们那时完全不懂事，完全不能体谅婆婆的孤独；一方面我们和婆婆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共同的话题，我们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婆婆似乎还停滞在清末民国初年。家中的家务琐事一切由母亲定夺。更何况，母亲不让婆婆和我们有过多的交流，怕婆婆她那些清末民国初年的老思想给我们带来不好的影响。婆婆终日很无聊，几乎连说话的人都没有。我如今回想起来，感到非常的惭愧和自责。现在只有请婆婆的在天之灵，多多宽恕我当年的无知。
偶尔，婆婆下午给自己做个凉拌黄瓜吃，配着喝点白酒。我要看见了，就要求尝一口。婆婆说：“不行！你妈不让！”那时菜园子里的菜都是浇大粪的，味道特别好，但是非常不卫生，生吃的话，多半会招致拉肚子。所以凉拌黄瓜母亲是绝对不允许吃的。其实，我的记忆中，哪怕是烧熟的黄瓜家中也很少吃。婆婆一般经不住我再三请求，会让我尝一口那美味无比的脆蹦蹦的凉拌黄瓜，并叮嘱我千万不要让母亲知道。
那时居委会的建制已经深入到了城市的每个毛细血管。像小陶园这样的大院子，居委会的操作就更完美有效了。居委会把院子里不上班、也就是没有工作单位的人经常召集起来开会，名曰“政治学习”。有一次，婆婆参加了“政治学习”回来，感触颇深地对我说：“今天开会，说到一个什么东西，叫社会主义，可好啦！人人都不愁吃不愁穿的！”我对婆婆说：“我们现在就是社会主义！”婆婆听后非常迷茫也非常失望：“这怎么会呢？”掐指算来，那是在“大跃进”之前，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即将在几年后发生。
婆婆和我们在小粉桥五号附15号住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她感到和我们一起生活太无聊了，大约在1957年前后，就搬到了城南门西一个人生活去了。那里曾经是她和公公以及其他很多我们不清楚的亲戚们很多年前生活过的地方。50年代末60年代初，婆婆和她的亲妹妹（我们的姨婆）以及堂哥哥（我们称之为大舅公公）等都仍旧住在那一带。婆婆住在谢公祠26号最后面的一间小房间。她那间小房间的前面住的是她的堂哥、我们称为大舅公公和大舅婆婆（也被姨婆的外孙儿女们称为大舅爷爷和大舅奶奶）。大舅公公和大舅婆婆有一个儿子叫邵铎贤。据皖皖说大舅公公是国军的起义人员，在部队做了几年后退休了，儿子好像也参军后复原了。
婆婆搬到谢公祠后，我们平均每年要去看望她几次。婆婆偶尔也会到小粉桥五号附15号来看我们。那时我们乘公共汽车从珠江路上车到中华门里站下车，向西走进钓鱼台，左转到饮马巷，再往西，过小门口，到谢公祠。南京市城南老门东和老门西一代住着最老的南京市民。小街小巷和两边房屋的结构大概明清以来就定型了，直到60年代初都没有什么大变样。弯弯曲曲很深很深的小巷子一般都是鹅卵石铺的，不是非常平整，个别地方有些大青石板。巷子边还有水井，聚集着洗衣洗菜的人。两边居民的住宅大都是青砖青瓦木结构的堂屋，一进一进的用天井隔开。青砖墙上通常会抹上一层泥再涮上白色的石灰。覆盖房顶的青瓦上偶尔会长出一些野草来。每间房屋的墙和门都是用木板制作成的，想来不会有什么隔音的效果。婆婆的那间木板房很小，十平方米的样子，主要就是一张桌子一张床。婆婆总是把房间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婆婆的最亲的亲妹妹邵儒珍（我们称她为姨婆）住在谢公祠21号的一个小院子里，离婆婆住的地方只有几步路。记忆中，姨婆住的小院子非常有情调。沿街有一堵墙，墙中间有个木门。进门后，有个院子，院子的左手边是厨房，右手边上几节台阶后是高出院子地面一些的正房。那时姨婆的丈夫石克绳已经于1954年去世，她和她的大女儿石明馥女婿李舜云及外孙女我的表妹李皖皖生活在一起。我去看望婆婆时一般也都要顺便拜访一下姨婆。姨婆经常招待我的是泡锅巴。如果吃甜的，就放猪油和糖；如果吃咸的，就放麻油和盐。前不久表妹马奇对我说，她去时，泡锅巴里通常还有一个溏心蛋（即水泼蛋）。
据皖皖回忆，婆婆住在谢公祠时也做过莴笋眼儿和臭面筋；她还吃过婆婆做的一道叫“鸭趾介儿汤”的菜。鸭趾介儿汤是什么？我听也没有听到过，更不用说从来没有吃过婆婆做的了。皖皖描写说，那是把鸭趾鸭翅和竹笋火腿炖出来的，自然其鲜无比。回想起来，婆婆和我们一起生活时家里做什么菜吃什么都是由母亲决定的，婆婆根本就没有发言权，更不用说露一手了。
兴致来时，婆婆还会给当时五六岁的皖皖梳个“爬爬角”的头，也就是把头的两边编出两更小辫子来然后分别在头的两边盘成园巴巴形再用发卡固定起来，如有丝带装饰的话就更漂亮了；小姑娘每每为此心里能美滋滋好几天哩。皖皖说，1962年她还和婆婆和其他亲戚一起去当涂的姑溪剧场看过婆婆喜爱的黄梅戏，婆婆非常高兴。
1960年大姐从北京大学毕业留校当教师后就开始按月给婆婆寄五块钱。1962年蓉姐从南京大学毕业留校当教师后也开始按月给婆婆寄五块钱。这样，不但婆婆清贫的生活多少有了些许改善，而且婆婆更为有两个知道孝敬她的外孙女骄傲。
虽然据说居住在一起的大舅婆婆有点欺负婆婆，但总的来说，婆婆在谢公祠的日子过的比和我们住在一起过时要称心多了。
婆婆身体不是很强壮，但是与20世纪初很多中国人一样，呼吸道特别是肺部非常不好。此外，她应该没什么别的大毛病。据皖皖回忆，她住在谢公祠时每天早上咳喘不止。她吸一种黄金花香烟，表面上可以平喘，实际上是因为黄金花有毒，有麻醉的作用，对身体的健康非常有害。1963年夏天她在当地的门西医院住院了几天，她并没生什么大病，大概只是感冒肺炎之类的。我去看望她，她给我买了一碗馄炖吃，并对我说她快要死了，她近来经常梦到死去的亲人来叫她。其实当时婆婆并没有可以致命的疾病。1964年父亲因病在无锡疗养，我放寒假正在无锡看望父亲，南京传来了婆婆去世的噩耗，我和父亲为此佩戴了黑色的孝布。听说她去世的那天头脑非常清楚，从里到外给自己穿好了一身事先准备好的衣服，又把房里的东西都放置好，然后就自己躺在谢公祠26号那间小屋的床上去世了，享年66岁。
生前婆婆只向母亲提了一个要求，她说害怕火葬，让母亲给她土葬。母亲把她埋葬在黄金山公墓。2008年春天，南京市因为要建造那个巨大的“南京南站”火车站，将黄金山大片的墓地全部拆迁掉了。蓉姐帶着她的儿子宁宁到黄金山婆婆的墓地请当地的农民挖开坟墓，从巳腐烂的棺木中取出遗骨并用红绸布包裹好后放入了一只大纸盒里。宁宁抱着大纸盒从墓地走了很长一段路，把婆婆的遗骨放到他的小汽车里，然后开车到西天寺公墓。西天寺公墓安葬着我们的父母，蓉姐和宁宁在离父母的墓不远的地方为婆婆买了一个墓，将红色绸布包裹着的婆婆的遗骨放入墓穴中，同时还放入一个精致的纸盒，里面有一张外公的遗像。想到婆婆坐上了她重外孙的汽车，蓉姐感到宽慰而唏嘘不已。
回顾婆婆的一生，她潜在可能有的智力、能力等等一切都从来就没有机会发芽、生长和显示出来。她16岁结婚前被早早裹了小脚关在家里。结婚之后，据说公公是个脾气很不好的人。公公去世后，母亲对她虽然很孝，但母亲秉承公公的遗传，脾气也很不好。更何况母亲受制于当时蔓延着的那些甚嚣尘上的反人类思潮，生怕婆婆对我们产生什么不适时宜的不利的影响。在我的记忆里，婆婆从来没有发过脾气，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或者对任何事情表示过不满。她逆来顺受，接受命运给她作的一切安排。婆婆的性格非常好，平等地对待家中佣人，从来没有为任何事情与人争吵过。她对我们四个外孙外孙女更是慈祥有加，从来没有呱嗒过我们；即令我那时因顽皮做错了事甚至闯了祸，她也从来没有指责过我。
婆婆与同时代的中国千千万万普通市民的一生一样，经历了清朝、民国和共和国三个朝代，可是时代在她的一生中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和故事。婆婆虽然识字，但从来不看报不读书不关心周围发生的事情。她出身为外交官家的闺秀，经历了家庭的败落，中年丧偶又没有独立生活的经济条件和能力。清朝的灭亡、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内的内战、明目繁多的“运动”和大饥荒等天翻地覆的历史事件，仿佛在她的周围都没有发生过。在巨变的时代里她安安静静地度过了她颇为凄凉而孤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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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婆婆是二分之一满人的可能性至少要大于50%。很多基本情况现在不可能知道真相了，比如，婆婆的父亲叫什么？婆婆是在哪里出生和长大的？但是就我所知道的情况作合理的逻辑推理还是可能的。
首先，婆婆亲口对我说过她的父亲是清朝的外交官，她随父亲去过俄罗斯和安南（今越南）。婆婆出生于晚清，那时风雨飘摇中的清廷早已开始启用汉人。然而，像外交官这样的“肥差”，派给汉人去做的可能性应该是绝对小于50%的。据此，婆婆的父亲是满人的可能性应该大于50%。婆婆讲不出任何有关俄罗斯或安南的故事，一则是因为当时的礼教限制了女性，二则是因为婆婆那时大概只有五岁上下，根本不记事。她知道她曾经去过俄罗斯和安南只不过是后来大人告诉她的。
其次，母亲和婆婆都不是南京的原居民，而是上世纪20年代才从东北移民到南京来的。这一点可以从母亲亲笔写的简历中清楚看到。母亲说，她1917年6月24日（阴历五月初六）出生于哈尔滨，1922年或1923年间随父亲在天津，1924年左右与父母来到南京，1924年9月至1925年7月就读南京花市大街（今中华路）基督教会办的明育女校小学二年级。至于婆婆其他诸多邵家的亲戚为什么也在南京，我就无从知晓了。
第三，婆婆出生于1898年，那时清朝即将被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所推翻。她出生于1903年的胞妹（即我们的姨婆）似乎就从来不知道她的父亲做过清朝的外交官。合理的推断是，姨婆出生后不久到她记事时，姨婆和婆婆的父亲已经不是清朝的外交官了。所以从年代上说，邵家的败落和清朝的灭亡在时间上正好吻合。
第四，网上称，清朝满洲八旗乌雅氏族在改汉姓时，一部分人选用了邵姓，族人后来多转化为汉族。今东北多邵姓可能与此有关。另一个网页也说：清满洲八旗乌雅氏有一部分改为邵姓。又有一个网页 说，沈阳满族取邵姓的老百姓可能是“伊尔根觉罗”或者是“乌雅”。
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的时候人口普查满族人为430万人，1990年为982万人，短短几年内增加了128%，是全国人口增长率的10倍，这些大多都是满人们恢复自己真实民族身份而所致。2010年普查数据中满族人已经高达1041万多人了。
第五，据皖皖说：“外婆和姨婆的妈妈曾住门东磊功巷24号，姓周，家中兄妺众多。”婆婆和姨婆的母亲我们称为太婆婆。大姐和蓉姐说曾经在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不久去看望过她，她有乳腺疾病，不久大概就去世了。从网上查询的情况来看，满人没有汉化后姓周的。所以太婆婆估计是汉人。
如果我关于婆婆的父亲是满人母亲是汉人的猜测成立，那么婆婆和姨婆就是二分之一的满人。母亲、大姨妈石明馥、二姨妈石明娟、三姨娘石明静和四姨娘石明仪都是四分之一的满人，我、大姐、蓉姐、蒨姐、李菁、李保康、石俊彬、马健、马文、马奇、马复是八分之一的满人，国平、国雅、海弘、海弢、海强、茂宁、茂春、毛捷、李菁保康俊彬的子女们、张倩（姗姗）、许磊、丁昊、马行川是十六分之一的满人，他们的下一代是三十二分之一的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