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之四

平反之四

(1971年4月15日至1978年5月14日)

一去交大 (1978年元月17日)

七点出发，7:45到原无线电系政工组，现在是无线电二系总支办公室。近八点，来了一个教师。他认出我，我问他贵姓，他说他是王逸章（音）。我简单说了来意，他说，吴名堂已调到元件专业去了。而他们眼下的负责人是顾临湘。八点我去元件专业，专业一女教师说，吴名堂是元件专业负责人还未来。等了一会，吴来，我简单说明来意。他说，计算机专业属无线电一系。总支办公室负责人是张宏强（音），总支书记是王明颐（三字确切）。（上面几位老师都很客气）。   

我转而去无线电一系（在中心楼西部东北角）。刚好碰上张宏强来上班。看上去张是一个很忠厚老实的人。从他写字的情况看，文化程度不像十分高。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我简单地谈了来意。他说：“正在做在这项工作。正在清理过去的事。”他寻问我对过去结论的意见。我特别强调了现在要考研究生，时间紧迫，表格不好填写。这时来了一女老师（看来也是总支办公室的），张向他稍作介绍，她说：“知道知道，徐先生来讲过他的事（想来指徐桂芳）。”张说：“他父亲是叶南熏，是南大数学系的。”张又转而问我：“你父亲是南大数学系的吧？”我说是的。他问，“叫什么？”我说：“叫叶南熏。”女教师说：“南大来过几次信的。”张低声对她说：“他这个事，材料找不到了，所以当时我就放在那儿了。”

女教师走。张打开笔记本，倾听我对结论的意见。我说：“（1）结论上首先谈到我父母姐姐都是党员，对我有进步要求，我政治上一贯表现也比较好；但又说父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深受其影响。”我说，“这样提现在看来明显是不妥当的，是由于有四人帮的‘两个估计，’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张笑了，说：“对，对。是‘两个估计，’对，对。”我说，“（2） 我的问题，起根发脉，一切都是因为五个字的所谓反标，我不承认，当时弄不下去，就又弄了言论。后来作了鉴定，确认后两字不是我写的。但结论里写的不清楚，说不是我一人写成，这样容易误会是两人合伙写成的。（3） 关于在结论中写上我对隔离思想不通，多次逃跑，我也认为是不妥当的。明确否认了我写了反标，我想不通，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我多次跑回家去，是太幼稚，是不对的，但不应写进结论。（4） 言论涉及陈伯达、江青，现在明显没有什么不对。”张说：“我们正在清理这些事，你来说了，很好。我们一定抓紧研究，看怎么办，是把情况再研究研究，还是把过去的人都召集了一起开个会，还是怎么样，再研究研究。”我说：“我决定了要考研究生，现在要填表不好填。学校当时给我发的毕业证和开的工令证明，都是说我1970年7月毕业，所以我填1965~1970在校学习。但1970~1972不好填。”张考虑后主动说：“这个问题我们研究一下，看是不是先开个这方面的证明给你。”我说：“时间较紧。”他说他一定抓紧。我说：“怕要放寒假了--你们什么时候放假？”他说教师是2月2日。我说：“听说别的学校都在处理这些事，南大还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不知交大是否也成立了。”他说：“交大没有，但有人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正在这时，来了一个人，总支付书记王松林（音），我心中暗吃一惊。这个人，就是当年我问他姓什么，他不告诉我，第一次隔离时，曾扬言：“你如此嚣张，把你交给学生，马上不把你打死！”他一来，张立刻站起来，欲将他介绍给我及将我介绍给他，还没开口，这个人就笑容可掬说：“认得，认得，他的情况我知道一些。”我也赶快站起来，笑容可掬地说：“认得，认得，这个老师我面熟。”张向他汇报我刚刚谈的情况，对结论的四点意见，他的脸阴沉下来，听着，阴沉着。听完了，他的表情又回转过来。他说：“那年我从学校下来到系里，正好碰上他这事，当时老金有一个看法，认为五个字的内容不构成反标，所以就丢到一边去了，让学生去搞了。那时是韩从爱。”我说：“知道知道，韩丛爱那时是系里的头头，跟我是一个年级的同学。”这个人哈哈大笑起来，说：“那时候，是学生掌权么。”他又问我：“你们班有个脸老长的人，叫什么来着？”我表示不知他何所指，也回忆不起什么脸长的人。他说：“就是说写了后面两个字的人。”我说：“叫周宏诚。后面两个字后来作了高级鉴定，已确认不是我写的了。”这个人说：“你的事，我们昨天还谈到。我们再研究研究看怎么办。”张说：“他目前要考研究生，要填表，不好填写。”这个人说：“不要填、暂时不要填。”张说：“填表这个事，他比较着急。复查的事，看来不会那么快。”这个人说：“不要填，不要填写，暂时不要填写这些。”我这才比较弄清了他“不要填”的大体意思。我说：“履历中70~72这段不好填写。”张也帮着我说明了一下。这个人沉吟了一下，对张、也对我说：“这个问题研究一下，是不是先开个证明给他。”这个人又对我说：“你不用来跑了，我们研究出结果来通知你。你在什么地方？”我说：“西安光明低压开关厂。”他说：“那方便，档案也方便。”我说：“档案不全，在南大。”张向他汇报说：“前几年他要调回去，后来又在西安结了婚，又不提调了。”（注意：这些我没对张谈及，估计是徐桂芳告诉他们的？） 这个人听了说：“那麻烦。那要快就比较麻烦。”我说：“如有必要可以再调回来吧？”这个人说：“要快，来回调就比较慢了。不过你既明确告诉我们在南大，这也就好办一些。再说吧，再说吧，你不用再来跑了。”说完他走了。     

张勉强向我介绍说：“这是总支副书记，叫王松林（音）。”我对张说：“我最近请了假，专门来跑这个事，希望能尽快解决。”张让我留下了电话号码，并让我有事打电话给他；并说，他如不在，可找刘树谋（三字确）。我说：“关于考研究生填表事，希望尽快。”他说：“你本星期晚些时候来（指星期五、六）。”至此谈话结束，握手告辞。     

上面是关于谈话的主要关键内容。我还谈了一些大道理的话，诉说苦衷的话，关于南大落实父亲政策，父亲职务，厂工作组对我这事也很关心的话等等，就不写出告诉你们了。   

王松林提及的老金是当时无线电系政工组的。第一次隔离时，王和金是负责我专案的。韩丛爱，原无线电系一年级的学生。我刚到交大时和他住在一个宿舍。他是个很愚蠢的人，后来不知怎么飞黄腾达，成了无线电系系主任。我第一次隔离后的第一天，他来看过我。我当时未免傲气凌人，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也自惭形拙，说了一两句也就灰溜溜走掉了，从此没见过面。事实上，他从未过问过我的事。王松林看来对当时的事记忆还较清，明显是往韩身上推。对此我当然不提异议，顺水推舟。但是，韩丛爱后来跟我们班的一个女同学叫唐雪英的结了婚，二人分到兰州炼油厂。而唐雪英自始至终都是整我的一名特级干将。另外，张宏强看来对我的事也了解：他能说出爸爸的名字，又能知道我调工作的事和结婚的事。当然张自己表示，也代王松林表示说：“我们当时都不了解情况，当时的情况我们都不太了解。”张还问我关于我的这些事档案里都有些什么？我说：“作离校鉴定时鉴定里提到一半句。”他问：“具体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放进去什么没有？”我说：“那就不太清楚了，档案里具体放进去什么我不清楚。”张说：“哦，对，对。”总而言之，他们是一口答应下我的要求，但要拖。

我考虑再去死叮，意义不大，反而令人反感。我打算（不成熟）（1）是否写一个书面的对72年结论的异议，即那四条。（2）是否找鲍家元、徐桂芳。因鲍可算做在干校事的当事人。（3）是否再找找一些当事人，主要表示我对他们并无怨恨，只求我问题能解决。这些人是鬼，但可能最后还是把他们招集了来开会。(4) 正在考虑，今天下午是否去丁处，如何发动他也来帮助促进；而或，是否等关于填表证明拿到手后再让他去。     

我将离无线电一系前，又强调了一下考研究生填表关键在70~72。张默背了一下说：“没事，记得了，70~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