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思念 —— 回忆和蒨华在一起的日子

无尽的思念

回忆和蒨华在一起的日子

叶蕴华 

2012年5月20日 

亲爱的小蒨离开我们已40年了。我常常在梦中看到她，总觉得她还活着。回想起来我和她 接触时间最长，超过我和蓉华、梦华在一起的时间。虽然我15岁离开家时小蒨才11岁，但 是从她18岁考上北大以后，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北京，前后有22年之久，超过了我与蓉华、 梦华在一起的时间。这段时间恰恰是我的工作和生活变动最大的时日。 所以小蒨在我心 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我将按照时间顺序来回忆和小蒨在一起的日子。 

在成都的幼年时光 

我依稀记得我4岁时（即1940年）一个冬天的晚上一位男医生到我们成都新村的家里来为 妈妈接生的情景。小蒨出生后，爷爷为她取名为“倩华”。妈妈认为我们家每个下一代的 名子里都有草字头，爷爷所取的“倩”字却没有，很不公平。妈妈查了字典发现“蒨”和 “倩”是一个意思，就坚持用了“蒨”字。 妈妈一连生了三个女儿，正巧在重庆工作的二 伯伯家却连生了三个儿子，而且三儿子正华与蒨华是同年生的。当时爷爷就建议两家交换 老三，这样我们家会有一个儿子，二伯伯家就会有一个女儿了。妈妈生了第三个女儿心里 可能会有点失望，但她坚决拒绝了爷爷这个建议。 

在四川，人们称呼最小的妹妹为“幺妹”。小蒨就是我们家的幺妹。她从小身体健康，胖呼 呼的小圆脸非常讨人喜欢。妈妈对她格外地疼爱。她也知道妈妈对她偏心而常常撒娇。在 和她玩时，只要她一哭，我和蓉华就必须让着她, 否则妈妈就要生气甚至会骂我们。 

我们在成都的童年生活中，印象最深的是一听到拉警报就要躲进防空洞。1944年我和蓉华 在川大附小分别读三年级和一年级。只要听到警报一响，我就拉着蓉华穿过田埂跑回新村， 然后和父母、小蒨一起钻防空洞。

正如蓉华所写的，我们没有任何玩具，只有一个能拼成不同图案的七巧板。那时孩子们在 室外常常玩的是跳房子。用粉笔在地上画一长方形，内有大小不同的格子；然后找一块瓦 片，用单脚踢瓦片，要求准确地踢到每一格，不能出界；最后按规定的路线把瓦片踢出来 就算赢了，如果在任何一格中出界就输了。小蒨太小，总是在一旁看我们跳房子玩。还有 玩的就是比赛跳绳，单人跳，双人跳等。我们常常跟着爸爸到附近的望江楼公园玩，爸爸 泡一壶茶备课，我们在园中跑来跑去自己玩耍。偶尔爸妈也会带我们坐鸡公车进城， 到 市中心的春熙路饭馆中打打牙祭。我们在成都的生活比较单调。那一段生活，蓉华做了详 细介绍，我就不重复了。 

 在南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 

1946年初我们回到南京。秋季开学后，我和蓉华都进了汉口路小学分别插班读四年级和二 年级。随后小蒨也进了汉口路小学一直读到毕业。我们小时候爸妈叫我们三姐妹为蕴华、 小蓉、小蒨，叫梦华为弟弟。家中佣人则叫我们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和小弟。1949年 南京解放后，爸妈就让佣人改称我们为大妹、二妹和三妹，梦华的称呼没变。 

1949年解放前夕，金陵大学的美国人都回美国了。我们家和当年的几位教授家就于1949年 元月搬进了南秀村7号。7号是个大院子，院中有6幢美式小洋楼，楼与楼之间相距较远， 每幢小楼都被坐落在绿树丛中。大院中里有池塘和草坪，静谧、美丽如同花园一般。那是 父母一生中住过的最好地方。我们家与张玉田家分别住二楼和一楼。婆婆因有结核病，单 独住在楼外的平房中。张玉田家因一楼没有浴缸，他们家的人有时到三楼洗澡。 

后来张玉田调到合肥工作，三楼就归我们家使用，并变为我们家的儿童乐园。我们经常跑 到三楼躲猫猫玩。夏天天气热时，我们喜欢泡在那个三楼的美式大浴缸中玩水。春天到来 时，三楼成为我们的养蚕基地。最多时我们养了2000多条蚕宝宝，把家中的大筛子都用上 了。每天放学后，我就爬到池塘边的一颗较老的大桑树上摘桑叶扔下来，两个妹妹和弟弟 在下面拣。摘够了我们就一起跑回家取出旧桑叶和蚕粪换上新摘的桑叶。我们看到像蚂蚁 一样大的蚕宝宝一天天长大。在它们吐丝前，找来稻草交叉扎成竖立的一卷卷稻草把，让 身体变成透明的成蚕在草把上做茧。蚕茧大部分是白色的，也有少数是粉红色、浅绿色的。 看到2000多个不同颜色的蚕茧，我们高兴极了，觉得很有成就感。放寒假时南京的天气很 冷，我们就在三楼从蚕茧上抽丝玩。少数白色或带有颜色的蚕茧留下到次年春天变成蛾子 下仔。其余的则用水煮开后烫死，然后抽出蚕茧上的丝绕在一个长方形的硬纸板上，并变 换方向绕。最后从板上取下来做成蝴蝶结可以夹在书里或用头发夹戴在头上做装饰品。回想起来，在南秀村这一段生活是我记忆中最幸福的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了。养蚕是我们姐 妹三人的一项“伟大工程”。我们合作得非常好，其乐融融。当时梦华年纪还小，只能在一 旁观看。 

 1954年11月我从苏州第七军医中学复员后，又回到了美丽宽敞的南秀村家中了。三楼有我 的一间专用房间。为了迎接1955年的高考，这时的三楼成为我复习功课和睡觉的主要场所， 包括休息时做广播体操和俯卧撑。1955年蓉华读高二，小蒨读初三，都长大了。她们有空 时就上楼来看看我，或开饭时，叫我下楼吃饭。我在这里度过了紧张的七个月，最终考上 了北大。南秀村的家是我难以忘怀的地方。 

我们的生活虽然比在成都时有所改善，但是并不富裕。因为父亲的工资要养我们四个孩子 和妈妈，还有外婆和三姑奶奶（即父亲的姑妈）。三姑奶奶从很年轻时就守寡，无儿无女， 一个人住在城南。由于大伯伯一家到台湾了，二伯伯一辈子在云贵川工作而且家中孩子多， 三姑奶奶只好由父亲一人承担她的生活费用，并为她养老送终。1952年母亲在南大历史系 谋得教务员一职，工资虽不高，但毕竟增加了50多元的收入，缓解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即 便这样，平日我们基本上没有水果吃，也没有糖果吃。放学回家后，爸爸给我们每人发10 粒花生米和10粒硬蚕豆，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记得当年我们姐妹三人有一个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哄梦华睡午觉。梦华从小精神头十足。妈 妈在家时他比较乖，妈妈不在家时，梦华睡午觉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了。梦华躺在那张高的 钢丝床上，为了让他午睡，我们三人轮流站在钢丝床上跳，一直把他跳睡了，才算松一口 气，否则妈妈回来就要怪罪我们没有好好哄他。只要梦华睡着了，我们就可以无顾忌的继 续玩耍了。 

1951年7月我参军时小蒨11岁，她还在汉口路上小学。等我1954年复原回家时，她已在南 京四女中读初中二年级了。1955年8月我考上北大后，只有寒暑假回家，因而和小蒨相处 时间很有限。我的印象是她非常用功，特别是在高中阶段。因为爸爸当时担任南大数天系 系主任的工作，常有人到小粉桥的家里找他讨论工作。虽说他们在楼下说话声音并不大， 但小蒨嫌吵、认为影响她学习了。她常常一个人躲在三楼的阁楼读书，楼下声音大一些， 她就挂下脸来赌气不说话不下楼来吃饭。这时爸妈就说小蒨“放怪”了。 

我们姐弟几人都喜欢音乐，爱唱歌，蓉华还参加了南大工会办的小提琴学习班。寒暑假里 我们喜欢一起唱苏联歌曲和一些民歌。后来梦华上了高中，与我们姐妹三人一起合唱，合 唱中有了男声，就变得更有意思了。回忆当时的情景，真是感到无比快乐。 

 在北大求学的岁月 

1958年夏小蒨高考时，我因为大跃进不放暑假没有回家。由于小蒨在校学习成绩优异，家 里人对她考上大学是充满信心的。记得 8月的一天，高考尚未发榜，我们系的一位专管学生工作的党总支委员王毓公在北大老化学楼门口笑嘻嘻地对我説：“叶蕴华，告诉你一 个好消息。我刚从南京招生回来，你妹妹被我们系录取了。她的成绩特别优秀，平均分数 在 90分以上”。我听到这消息，激动不已。小蒨报志愿时似乎并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我 的妹妹将和我在同校同系学习，我高兴得无法形容，赶紧跑到黄庄邮局打长途电话把这个 喜讯告诉家里。 

小蒨到北大报到后，就和其他新入学的女生住36楼。我带她到我住的31楼宿舍向我的同学 们介绍，大家一致说我有个漂亮的妹妹。后来我的同学也跟着我称呼她为“小蒨”。我到她 们宿舍去看她，认识了许多她的室友和女同学。她的同学都十分羡慕小蒨有个姐姐不仅同 在北大上学，而且还在同一个系。我们俩也为能在一起上大学高兴得不得了。正式上课前， 我带她把北大的主要景点及上课的教室都转了一遍。后来我让她穿上德国留学生戈泰送我 的布拉吉（连衣裙）在未名湖畔拍了她进北大后的第一张相片。我还带她到科学院宿舍去 和我们叶家在北京的唯一亲戚润生大表姐见了面并合影。 

小蒨进入北大后不久，爸爸到北京出差，特地抽时间到北大来看我们，并一起游览了颐和 园，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开学以后，全国正处在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高潮中。周总理亲自到北大来动员师生到炼钢 第一线。从一年级到高年级的大部分同学都分赴全国各地参加炼钢中的化学分析工作。小 蒨被分派到广西参加大炼钢铁。她为有机会到广西炼钢第一线去而非常激动，决心要以极 高的热情为实现1070吨钢的指标而奋斗。少数师生留校继续搞科研大跃进。我因参加了张 青莲先生领导的重水研究小组而留在学校，心里非常羡慕到外地参加炼钢的同学。这段时 间我和小蒨都在紧张地参加大跃进运动，很少有时间在一起聊聊。我和她只是偶尔写信通 报各自的情况。大约在1958年年底，所有在外地参加炼钢的师生都撤回了学校并恢复了正 常上课。

开始上课以后，小蒨非常用功。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外，她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总是早 早到图书馆占位子看书（那时的图书馆座位有限）。每次考试前夕，她总是说没有复习好； 但是考完试以后就高兴地告诉我，考得不错。由于她学习刻苦努力，她的成绩在年级里一 直是非常优秀的，在女生中她的成绩更是名列前茅。我们平时由于各自学习紧张，只有在 周末才抽点时间一起交流一下各自的情况。小蒨到北大后身体健康，学习努力，政治方面 要求上进，严格要求自己，可以说没有任何让我操心的事情。 

1959年我们算是安心念了点书。但是好景不长，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后，年底北大就开始 在党内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们系的副系主任文重（当时是有机教研室的讲师）被划 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党内的严厉批判。系领导认为有机教研室受文重影响很大，决 定把正在催化专业读五年级的我和在无机化学专业读四年级的花文廷作为所谓革命动力提 前留校调到有机教研室，并参加批判文重。当时宣文因为把58年回家看到的一些大跃进中 不符合政策的事在支部会上谈过，因此被撤销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并接受几个合并党支部 的批评和帮助。后来反右倾的运动又扩大到党外，在老师和学生中拔白旗，批判粉红色道 路。接着又一次开展教育革命。记得当时读二年级的小蒨被分配参加编写教材和下厂劳动。

1961年我和宣文结婚后，在18楼原单身宿舍分得一间12平方米的房间（312号），公用盥 洗室和厕所，没有厨房。我们虽然在过道安置了一个蜂窝煤炉，但由于不会做饭，也不舍 得花时间，仍然以在食堂吃饭为主。有时在周末改善一下或平时偶尔熬粥或煮面条时，我 就叫小蒨到18楼我们的新房来吃饭，同时聊聊她的学习情况。1962年底，因为要迎接海弘 出生，我们申请到全斋18平方米的房子（118号）。这里原来是燕京大学的男单身宿舍， 在未名湖的北边，风景非常好。房间扩大了，我们多安置了一张单人床，中间用布帘子隔 开。这个院子也是公用厕所和盥洗室，没有厨房，每家都在室外屋檐下放上一个蜂窝煤炉 做饭用。这时我们已学会一些炒菜，又有单人床，所以我们给小蒨一把钥匙，她可随时到 全斋来吃饭和睡午觉。

我和小蒨都喜欢吃米饭，可是当时我们的粮食定量中主要是面粉和玉米面，每人每月只供 应2斤大米。南京市居民则全部定量供应中熟米（北京人称之为机米）。为了解我和小蒨 想念大米之馋，爸妈总是想方设法托同事给我们带大米来。那时钟秀常有机会到北京出差， 每次他来北京出差都要给我们带大米，我们再让他把肥皂和白糖带回南京（南京的定量供 应不够用，北京给的定量较多）。小蒨的2斤米饭只能在食堂吃。宣文是山东人对米饭无 所谓，自然是留给我吃。每次只要南京带来大米，我们就要做几个菜，叫小蒨到全斋来美 餐一顿。 

由于小蒨学习成绩优秀，长得又漂亮，为人单纯、善良，人缘好，引起不少男同学的爱慕。 她曾收到过若干男生的纸条，希望和她交朋友进一步互相了解。这些纸条小蒨都给我看过，

具体人名我记不得了。小蒨对这些纸条很反感，她一门心思就是要好好读书，别的事决不 能干扰她的学习。当时在北大，大家对于谈恋爱的同学也是很看不起的，认为这些人没出 息；只有到高年级时大家对于谈恋爱的同学才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 

小蒨到了大四时告诉我，毛学文希望和她发展友谊，她对毛学文的印象不错，征求我的意 见。当时我认识许多小蒨的女同学如戴静远、梁惠标、戴玲、关烨第、邱锡芝等，男生则 认识的很少，也不认识毛学文。我觉得小蒨的终生大事要好好了解和关心。因为我已留校 工作，就到学生工作组的干部那里打听毛学文的情况。调查结果都说毛学文是品学兼优的 好学生，是班长。我把调查结果告诉小蒨，并表态支持她和毛学文进一步了解。没想到的 是他们刚接触了不长的一段时间，毛学文就被诊断为肝炎住进校医院。在当年，肝炎被认 为是很可怕的传染病，而且由于短期治不好，要休学。这不仅对毛学文本人是一个极大的 打击，而且使小蒨也面临着如何对待毛学文患肝炎的问题。我感觉到小蒨喜欢毛学文，她 认为不应该在他生病时离开他，而应该更加关心他才对，否则太不道德了。学文住院期间， 她不仅没有疏远他，而是更加关心他。我心中十分矛盾，一方面担心小蒨会被传染，另一 方面又觉得应尊重她的意见。 1962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食物供应十分短缺，各种食物 均要定量供应。在学文住院期间小蒨不仅没有嫌弃学文，而是对他倍加关怀，常利用晚上 上自习前的宝贵时间到医院看望他，还把自己的一些食物节省下来带给学文吃。我感觉到 他们俩的感情在这一段特殊的时期有所发展了。父母对学文本人没有提出什么疑问，但觉 得他们家弟妹太多，学文是老大，将来的经济负担会很重的，怕小蒨受委屈。不过小蒨表示，她不怕他家穷，爸妈也就不反对她和学文之间的关系了。不过学文得肝炎住院却是我 们全家非常担心的一件事。 

 1963年有许多与蒨华有关的事值得回忆 

第一是2月10日海弘出生了。妈妈为她取名为李红，小名叫红红；后因李红重名太多而由 妈妈将红改为海弘。海弘是我们叶家的第一个第三代孩子，全家人都非常喜欢。不幸的是 我生下海弘第7天，就因乳腺炎发烧到40℃，不得不住院治疗。由于青霉素未能控制病情， 校医院胡月心大夫给我做了手术。结果手术做得不彻底，伤口封口后又化脓感染，不得不 做第二次手术。第二次我坚决要求医德和医术较高的孙宗鲁大夫为我手术。孙大夫建议我 把奶回掉有利于伤口的愈合。可妈妈说，人奶是细粮，牛奶是粗粮，为了孩子，不能断奶。 最终我听了妈妈的意见，每天用吸奶器吸出奶给弘吃，因此伤口很难愈合，导致我在校医 院住了三个多月，直到海弘100天后我才出院。当时宣文非常辛苦，每天要到校医院看我， 并把我吸出的奶带回家给弘喝。那时没有自行车，从全斋到校医院来回全靠两条腿，每天 至少要来医院两次。白天海弘主要由宣文的母亲照料，晚上由宣文带海弘睡觉。在我住院 期间，小蒨对我非常关心，总是尽量抽时间到医院来看我。为了节省宝贵的学习时间，她常常捧着饭碗到医院来。有时帮我回家取东西或帮我把吸出的奶送回家给海弘吃。在我住 院期间她对我真是关怀备至。住院的病友都夸小蒨，说我有一个好妹妹。

第二是1963年暑假妈妈专程到北京来看望海弘。那年妈妈才47岁。为了迎接妈妈的到来， 小蒨没有回南京。因为宣文母亲住在我们家照顾海弘，妈妈只能住在小蒨的宿舍里。我记 得这可能是妈妈第一次到北京来，看看我们在北大的学习和生活。同时也是她第一次和学 文见面。小蒨和学文还陪她爬了万里长城。我陪她游览了颐和园。妈妈抱着海弘和宣文的 母亲以及我们大家一起还在未名湖的石舫上合影留念。那年夏天北京雨水特别大，未名湖 的水面快上升到马路了。妈妈和我们一起过了一个短暂而快乐的暑假。 

第三是小蒨献血的事。在大学期间小蒨身体一直非常好，她从没生过病，就连感冒似乎都 没有得过。1963年国家经济形势刚刚开始好转不久，学校就号召学生献血。她积极报名参 加。献血前要先在校医院化验肝功能，合格后方能献血。她各项指标均正常被选中了。献 血后她有些头晕、腿软，学校食堂做了少量营养食物提供给献血的同学，显然这是不够的。 我在家里也尽量做些能买到的食物给她补充营养。可是那时鸡蛋、肉食品、豆腐、鱼等均 凭副食本或票证等定量供应，所谓补充营养也是很有限的。 

第四是 1963 年秋天梦华到北大附中借读的事。当时梦华应读高二，但他因在南京哮喘病 发的十分厉害，无法上学。爸妈不得不考虑给他换一个环境，到北京来避喘。我和宣文通 过北大附中的副校长刘美德帮忙，使梦华顺利地在北大附中住校借读了一个学期。在此期 间他的哮喘病明显好转。刘美德是原化学系无机教研室的老师，党总支委员。宣文毕业后 任党支部书记，常和她在一起开会，比较熟。后来她被调到北大附中担任副校长。梦华 来京后，我和小蒨都特别高兴。周末总是到我们全斋来聚会，并交流各自的情况。9月梦 华到北京时，海弘已半岁了。小蒨和梦华喜欢逗弘玩，给我们这个拥挤的小家增添了许多 乐趣。为了记录这一段不平常的经历，我们特别到海淀红艺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 

第五是1963年9月开学后，58级五年级的小蒨开始做毕业论文。小蒨选张锦教授为导师， 可能是我的建议。张锦教授是傅鹰先生的夫人，她是有机化学中最早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 的女博士。她和邢其毅等几位中国著名有机化学家都是在美国伊利诺大学获博士学位的。 不过，她比邢先生要早几年获博士学位。她调到北大有机教研室后，邢先生虽然是教研室 主任，但对她十分尊重，甚至怕她三分。张锦教授讲授有机分析专门化课，治学严谨，对 自己的专业和科研方向非常热爱。有一次，我和宣文到她家聊天，谈起大跃进，她说当时 把她的科研方向砍掉时，她如同死了孩子一样伤心。小蒨开始跟张先生做毕业论文后，具 体指导老师是周政老师（1956年毕业）与周瑞山老师（我的大学同学）。两位周老师都说小蒨很钻研，做实验非常认真。后来小蒨未能读张锦的研究生是因为她生病不招研究生。1964年上半年她因胃癌晚期医治无效而去世。 

 在石科院工作的岁月 

1964年3月初，北大有机教研室要派人到上海与上海有机所、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协作进 行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重大科研项目。我作为被派的人员之一不得不把海弘送到南京，放 在谢婆婆家全托，使我能在上海全力以赴参加胰岛素的研究工作。这时宣文则下乡下厂参 加四清和教育革命。小蒨读完六年大学面临工作分配的问题，我和宣文都没能给予关照。 在那个年代，一切听从组织分配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另外小蒨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我们认为她肯定会被分配到一个好的单位。十多年前我的同事张明哲老师 向我透露了当 年分配工作时的一个情况。那时他作为有机教研室副主任，参加了1964年小蒨他们年级的分配工作。在讨论小蒨的分配问题时，58级的级主任坚持要把小蒨分配到新疆去。当时小蒨和毛学文的关系已经肯定了，学文因休学耽误一年，正在做毕业论文。在经过一番讨论后，级主任的意见才被否定。1964年分配工作的原则主要是看政治表现，他们年级留校的 基本上都是党员。像小蒨和其他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因为不是党员一概不留校。小蒨在校期间，虽然没有积极争取入党，但是在政治上一直要求上进，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党团组织的活动。这样的学生虽然不算走白专道路，但也算不上走红专道路。最终小蒨被分配到石油科学研究院工作。那时的石科院还没有什么名气，不过我们觉得她虽然未能留校或到科学院的研究所工作，比分配到外地或工厂工作还是好一些。至少我们姐妹俩都在北京，互相有个照应，石科院离北大不远，可以常常见面。

当时根据上级指示，新工作的大学生必需下基层劳动锻炼半年。小蒨大约于9月到石科院 报到工作后，就被安排到河北任丘油田劳动半年。

这一年我一直在上海有机所参加胰岛素合成的研究，没有假期。1964年9月宣文到荆州参 加农村四清运动。就在这一年，在西方世界中戴高乐领导的法国第一个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其中包括派留学生到法国留学。由于宣文出身与政治表现好，以及业务方面比较钻研，一直被领导作为骨干师资培养和使用。大学毕业后被安排跟苏联专家学习和进行研究工作两年。毕业三年后被学校任命为化学系催化教研室副主任。西方向中国开放的缺口刚刚打开，学校又决定派宣文到法国留学。那年10月底学校通知他立即从荆州回校办理手续，到上海外语学院学习法语。他回校后，小蒨已到石科院报过到并到任丘油田劳动锻炼。宣文匆匆办完手续就到上海外语学院学法语了。就在这时，我的大学同学及同事周瑞山和吴经玲结婚了，他们没有分到房子，我们就把全斋暂时借给他们住。所以1964年我和小蒨各奔东西，几乎没有见面的机会。 

1964年下半年，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领工作组到北大搞社教运动（估计康生是后台）。工作组认为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号召党员揭发党委和各系党总支的问 题。这时我和宣文都在上海，我们俩均被认为是党总支书记王孝庭的重用对象。工作组决 定把我从上海调回学校揭发王孝庭。于是1965年2月我被调回学校参加社教运动。有意思的是我刚回学校，形势就大变了。据说有人向中央反映北大社教情况，邓小平说北大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工作组搞错了。于是又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在会上转向批评工作组的做法。后来在文革中称这次国际饭店会议为反攻倒算会。我回校后虽然没有让我揭发党总支书记，但也不好让我再回上海搞科研，就派我和几位同事以及五年级有机专业的同学一起到门头沟沿河城大队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我在农村待了约半年，直到9月完成胰岛素合成要开鉴定会了，才通知我回上海参加鉴定会。 

小蒨于1965年春天结束了在任丘油田的劳动锻炼后回到石科院，安排在12室参加一个军工 课题的研究，即当时越南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帮助他们合成航空仪表中用的高级精油的项目。这种精油的结构是间位的聚苯醚，起始原料是间二溴苯与苯酚。小蒨积极查阅有关文献，刻苦钻研，设计了多条合成路线，在实验中探索最佳的合成路线，很快就被领导指定为该课题组的组长。我们的常识知道苯和溴苯类化合物有毒，但是不了解间二溴苯的具体毒性有多大。我从上海回北京期间，还专门陪她到邢其毅教授家中请教过有关合成路线问题，邢先生热情接待了我们姐妹俩。 

由于宣文还在上海学法语，所以只要我在北京，小蒨和我就常常在全斋一起做饭。周六下 班后，她常回校和毛学文见面，晚上和我一起住在全斋，周日吃完晚饭后再回石科院。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家的第一台牡丹牌收音机是小蒨陪我进城到西单商场花120元买后乘 公共汽车抱回家的。小蒨第一年的月工资是46元，我的月工资是56元。在当年并不是家家都有收音机的，所以买这台收音机对我们这个小家庭来说可是一件大事，算是我们家拥有的第一件电子产品。我感到特别高兴，觉得宣文和海弘不在身边，这台收音机可以陪伴我，帮我克服孤独感。为此我和小蒨还专门坐在床边拍了一张放有收音机的照片留作纪念。

 在1966至1967年期间的文革岁月 

1966年3月宣文作为第一批七名科技生之一到法国留学。他离京时爸爸正好在北京出差， 所以到北京站为宣文送行除了我以外，还有爸爸和宣德。宣文是到世界著名的里昂催化研究所进修。这时海弘在南京，我身边唯一的亲人就是小蒨了。记得1966年宣文走后不久，约在4月，我们原参加合成胰岛素的人员又加上夏霖被派往上海，打算进一步与上海科 学院合作，合成烟草斑纹病毒（154肽）。 

但是去上海不久，6月1日一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播送了聂元梓等写的所谓“第一张马列 主义大字报”。工作组进驻北大后，通知我们立即回校参加运动。10号左右我们一行人从 上海回到学校。我到化学楼看到贴满了党总支书记王孝庭和副书记黄文一的大字报。同时 也看到给我贴的若干大字报，说我是陆平和王孝庭的大红人，是黑帮爪牙，是他们的趴儿 狗。勒令我揭发他们的罪行。在全斋家的门框上也贴了批判我的对联。我属于走资本主义 道路当权派重用的人物，一下子变成了革命的对象。从我回到学校的第一天起，再也没人 理我，更没人敢和我说话。

6月18日，北大校园里充满了恐怖的气氛，校园内设有许多“斗鬼台”。到处都在揪斗 “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让他们胸前挂上十分沉重的大牌子，牌子上写着“打到 XXX”，在名字上还画上一个大红叉，把用纸做的高帽子戴在头上，抓住他们的两个胳膊 向后翘起（即所谓的喷气式飞机），把头按下并揪着他们的头发往墙上撞。 “打倒走资 派”和“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那天上午我们正在化学楼三楼政治学习， 听到校园中一片喊叫声，大家要求暂时休会，希望到校园看看。我心中非常明白，我是不 能和大家去看热闹的，弄不好也会被当场抓去批斗，但是一个人坐在会议室中发呆也很难 受。正在我发楞不知所措时，比我年长的一位好心人张明哲老师乘没人看见时悄悄对我说： “赶快回家！”等大家都下楼后，我赶紧骑上自行车回到全斋，躲过了被揪上斗鬼台挨斗这一难。

午后，我的邻居和大学同学齐大荃和她的丈夫丁有骏回来了，他俩从头到身上都被浇上黑 墨水，厕所的纸篓扣在他们头上，在斗鬼台上被斗了几个小时。回到全斋，我看到他们这 个惨状十分同情，去给他们送点吃的，他们由于没心情吃午饭，没有要，而是忙着换洗衣 服。就在同一天下午，一群红卫兵闯进全斋124号的葛明德家，拳打脚踢，还用皮带抽他，我躲在家里听到那惨叫声，心里充满了恐怖。后来忽然没声音了，事后我才知道是我们的邻居（122号）老袁出面把红卫兵给轰走了。老袁原来是志愿军，转业后在北大后勤工作。他对那群红卫兵大喊道，你们把他（葛明德）打死了，就把证据打没了，谁负这个责任？ 他这一吼，红卫兵就撤了。                                                         

那时每天的政治学习就是要我们揭发和交代走资派的罪行，斗私批修，要我们竹筒倒豆子， 灵魂深处闹革命。不管你再怎么交代，都说你不老实，不触及灵魂。我作为另类被安排与 苏勉曾、丁有骏一起扫化学楼前的马路和打扫化学楼楼道和厕所。回想起来这真是我一生 中最黑暗的日子。宣文不在身边，我一下子觉得天快塌下来了。幸亏小蒨在北京，她因刚 到石科院没有受到冲击，常抽空来陪陪我，和我说话。我把一些家信交给她保存。她告诉 我，她把爸妈的来信都放在垫的褥子下面，她当时住的是集体宿舍，也没别的地方可藏。 文化大革命运动很快在全国漫延，爸妈在南大也被戴上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而 被批斗。南京的家里也贴满了大字报，爸妈还要向红卫兵交代问题。海弘不能正常从谢婆 婆家回公公婆婆家过周末。另外，父母知道我在北大的处境不好，宣文又不在身边，担心 我经不起这么大的冲击，觉得海弘如果在身边也许能给我一点安慰。于是爸妈决定请姨婆 帮忙把海弘送回北京（姨婆总是在我们家最困难时，伸出援助之手）。因为已开始全国大 串联，火车拥挤不堪。一路上姨婆受了很多罪，没有位子坐，带了一个小板凳让海弘坐。 据梦华回忆，海弘到京的那天我不在北大，可能我到郊区劳动了。正好9月他来北京串联， 他和明仪分别到北京站接到了姨婆和海弘。明仪把姨婆接到她的住处，梦华把海弘带回全斋。晚上小蒨到全斋来帮忙哄海弘睡觉。 

文革初期宣文在法国，正在劳改的我带着一个3岁多的孩子的确有困难。不过，在我处于 劣境时居然遇到化学系的一位贵人，她叫杨桂敏，是化学系的人事秘书。由于她出身贫苦， 是革命军人家属，被选为化学系的革委会副主任。我战战兢兢地去找她谈我的困难。诉说 自己在劳改而宣文在国外，孩子没人带，希望她能帮忙把孩子送全托。当时只有出国和支 边人员的孩子才能进入可以全托的六一幼儿园。没想到的是，杨桂敏一口答应帮忙，协助 去学校开了北大的介绍信。有了这个关键的介绍信，海弘顺利进入六一幼儿园全托，周六 下午接回家，周一早上送到北大西校门幼儿园的班车上。安排好海弘，解决了我当时面临 的一大困难。

全国大串联开始后，梦华数次从西安交大到北京来串联，住在全斋。我们姐弟三人有机会 小聚，都对爸妈在南大的处境十分担忧。不幸的是梦华后来在西安交大被人陷害打成反动 学生、现行反革命分子，不仅批斗而且还关押起来。西安交大通知了北大，北大化学系 文革组要我写交代材料，我才知道梦华出事了。这又是一块大石头压在心头，使我喘不过 气来。我和小蒨只能干着急，不知如何是好。1966年是我一生中情绪最坏，生活最困难的 阶段。我身边唯一的亲人就是小蒨，她不断给我精神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关心。她一有时间就到北大来安慰我，帮我哄孩子，带弘玩，帮我度过了难以想象的鬼门关。如果没有小蒨在身边，说不定我要得致命的抑郁症。

1967年初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要解放干部的文章后，我算是被解放了，不再参加劳改，可 以和普通群众在一起学习毛选和毛主席语录了，情况有所好转。在梦华整理的蒨华相册中 记载了从1967年4月到夏天，有好几张小蒨和海弘在未名湖和颐和园的合影，这反映出当 时小蒨对我和弘是非常关心的。但是南京那边，爸妈仍在劳改之中。有一次我写给他们的 信居然被人偷走交给数学系工宣队，然后工宣队让钟秀当他们面拆开给他们看。 以致我 们根本不能和他们正常通信。

1967年3月我带着4岁的海弘到石油附中招待所参加了小蒨和毛学文的简朴婚礼。实际上没有“礼”，和我们在1961年结婚时一样，就是在新房里请客人吃吃喜糖而已。自从小蒨结婚后，我和小蒨差不多每周都要见面。周末我常带弘到他们家吃饭。学文包饺子手艺高，牛肉胡萝卜馅儿饺子特别好吃。有时他们到北大来和我们聚会。 

文革初期，在化学楼曾有大幅标语“把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苗子李宣文从法国揪回来”。根 据中央文革关于留学生利用假期回国闹革命指示，1967年7月，宣文终于从里昂回到北京。这时教育部已瘫痪。文革发展为派别斗争，宣文因而幸运地逃过了被批斗的狼狈困境。 宣文回来时，小蒨已怀孕。她听别人说多吃梨，孩子生出来皮肤白。北京秋天的梨很多也 便宜，她吃了很多水果特别是北京的鸭梨和京白梨，后来毛捷出生后的确皮肤较白。我们两家常常在周末相聚。我们到他们家除了吃胡萝卜牛肉馅儿饺子外，也尝到小蒨炒的一些可口的菜肴。

在1968至1972年的最后的岁月 

文革期间，父母小粉桥家中搬进了另外三家，爸妈只剩下一间客厅可用.这间原为客厅的 房间兼为卧室、书房、餐厅等等。一个双人床、一个单人钢丝床，加上爸爸的书桌和吃饭 桌把它塞的满满的。为了让小蒨生第一胎时做好月子，爸妈还是尽力克服困难，欢迎小蒨 回宁迎接小生命的诞生。1968年1月6日小蒨在南京鼓楼医院顺利地生下了毛捷。产假期满后，她带着毛捷回到北京，找了一位老太太家日托，早上送去，下班后接回。我记得她的奶水不足，毛捷基本上是喝牛奶。白天她全力扑在工作上，下班后精心照顾毛捷。毛学文在北大留校工作，下班后回到他们充满幸福的小家庭。但是好景不长，半年后学文被分配到河北沙城劳动锻炼，小蒨一人承担了抚育毛捷的重任。除了工作上承担了军工课题这一 重任外，接送孩子、采购、做饭、洗衣服等，所有家务全部落在她一人头上。周末时她带 毛捷到北大我们家来和我们短暂的聚一聚。那时我们只休息周日一天，洗澡洗衣都安排在周日进行。我们看到毛捷一天天长大，非常好玩，我们为此由衷地为小蒨高兴。 

就在这一年，发现了小蒨的白血球异常的高，最高时达2万多。到北医三院职业病科检查， 医生毫无办法，就盲目地给她吃当年最普通的抗生素四环素。吃了四环素后，白血球就降下来一些，但是不吃时又升上去。三院也处于文革当中，权威都去劳改了，没有一名大夫来认真研究这位职业病患者的病情。由于病情未得到控制，不久就发展为早期肝硬化。我们当时对白血球异常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回想起来非常后悔。她白血球不正常后，未能及时更换研究课题，仍做原课题的工作，这对她的病情来说真是雪上加霜。他们在进行反应时发生爆沸事故的事，她似乎没有对我谈起过；也许她觉得这是有机化学反应中常 见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我家这边也发生了不少事。1967年7月宣文回国后知道他父亲瘫痪了（他父亲因脑溢血，1966年就瘫痪了。鉴于他当时在法国，我们一直瞒着他）。他是个孝子，很快就回山东把他的父母接到北京。因为北大是按照正式户口分配房子的，宣文父母没有北京户口，北大只能按我们家3口人分房，所以住房问题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宣文父母来京后，我们家三口人住在里面的大床上，宣文父亲睡在布帘子外的单人床上。宣文的母亲只好申请一张床位和几位保姆一起住在全斋的保姆房间。 

直到1968年，我们才申请到蔚秀园114号的18平米隔成两间的平房。这间平房外接了一个 能放一张单人床的简易平房，可让宣文父亲住。那儿用水极不方便，院中13家人共用一个室外水龙头。洗碗、洗衣、倒屎倒尿都在这个水龙头旁进行。冬天在室外洗衣，冻得手都 没知觉了。三九寒天时，我们用稻草把水管子包好，避免水管冻裂，但是早上经常需用一 壶开水把水管中结冰的水化开后才能流出水来用。平房的公用厕所也比全斋差多了，是蹲 坑式的厕所，下面是一个大粪坑。没有水冲，由附近郊区的农民定期来把大粪掏走。这个 公用厕所离我们住的114号较远。尽管各方面条件比全斋差，但是为了一家人能住在一起 也就不管这些了。在这个院子中除了我们和一位物理系的年轻教师及一名牙科医生外， 其余住户都是北大的职员或工人。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住的条件最差的房子了。系里不少 同事到我们家来过，也认为这房子条件太差了，是化学系当年住的最差的一家。

我们是在9月15号从全斋搬到蔚秀园平房的。由于白天搬家劳累，16号凌晨我就肚子痛。 半夜三更，宣文扶着我艰难地走到校园内的老校医院住下。9月16号下午6:30海弢出生了。 妈妈在我没有生海弢前就取好了一个男孩的名字，结果生出来却是一个女孩。我们虽然多 少有一点失望，不过觉得女孩也很好。我们叶家有三个女孩子，都念了大学，爸妈的朋友和同事都非常羡慕。不过山东人重男轻女是有名的，在我身边就得到了验证。宣文的母亲 对我第二胎又生了一个女孩非常失望。在月子里，她从来没到里屋看一眼海弢，更谈不上 照顾我做好月子了。

就在我临产前，北大文革搞得非常左，所有教职工都被集中分男女打地铺住在化学系图书 室或集体宿舍里，而不允许住在家中，没有老人照顾的小孩也随父母住在系里，以便接受 军工宣队的监督和审查。每天早晨还要出操接受军宣队训话。我因临产作为特殊情况，照 顾住在家中，但是宣文必须住集体宿舍。海弢出生后，宣文每天早上请假不出操，中午不 午睡，一大早就跑回家洗尿布、或到黄庄排队买鸡为我煮鸡汤下奶。那时黄庄菜场每天只 供应有限的几只鸡，必需在早上5:00多去排队，才能买到。中午学习结束后赶回来为我炒 菜做饭。那段时间宣文非常辛苦，他并未因为我生了女孩而不高兴，相反对我无微不至的 照顾。 

在56天的产假期间，小蒨也常常带着毛捷来看我（那时学文已下放）。有时带一些吃的东 西给我补充营养。她知道我心里不太痛快，总叫我别想那么多，有宣文的照顾就行了。她给了我许多安慰。

1969年3月她因身体不好加上工宣队催她下放到五七干校，她不得不把毛捷送到兰州学文 家。毛捷去兰州后，她把带不走的竹制的手推车和白铁皮洗澡盆等东西全部送给海弢用。 那个竹车后来海强和小春还用过。

1969年7月宣文被选为先遣队到江西鲤鱼州去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大批教职工是9月去 的）。宣文走时海弢不到一岁，家中还有一个瘫痪老人要照顾。他到江西不久，11月份学 校就通知他去兰州炼油厂参加润滑油加氢一顶三大会战。他这一去直到1972年才回到北大， 每年只能回北京探亲一次。那时两个孩子都还小，所有家庭重担落在我一人头上。幸亏那 时年纪轻，能吃苦，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在此期间小蒨和我相依为命。她一家三口分在三处，她只身一人在北京。所以只要有空， 她总是到蔚秀园来帮我一把，帮我带小孩，帮我买东西，帮我炒菜等等。在这期间最最难 忘的一件事就是帮我给海弢断奶。1969年9月要给海弢断奶，唯一能帮我的人就是小蒨。 弢小时候特别粘我，要给她断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小蒨当时因白血球特别高，1968年 年底又被诊断为早期肝硬化，医生给开了全休的证明。为了帮我，她在我们蔚秀园平房 114号住了三天。这三天设法不让海弢看见我，小蒨白天带她玩，晚上哄她睡觉。夜里弢 要找我嚎啕大哭，而且哭地不停，小蒨拖着疲惫的身体抱着弢在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走动， 直到弢哭累了睡着了，小蒨才得以休息。小蒨带着弢和弘睡里屋的双人床上，我睡在外屋 的海弘睡的单人床上。夜里我不敢开灯更不敢出声，但是借着窗外路灯的灯光看到患病中的小蒨抱着海弢晃动的身影，我的心都要碎了。经过三天日夜折腾，终于把奶给断了。直 到现在，这一幕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想到这里，眼泪就忍不住往下流，觉得又是感激 又是心痛。

1968年全国兴起的“备战备荒”、“三线建设”、“干部下放走五七道路”，要求知识分 子和出身不好的人都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那时在南京的爸、妈、蓉华和钟秀都先后被下放 到江苏溧阳劳动。宣文作为先遣队已派往江西鲤鱼州劳动。我因身边有一哺乳期的婴儿， 家中还有一位瘫痪的老人才免于到鲤鱼州劳动。

石科院工宣队号召院里的知识分子到湖北潜江五七干校锻炼。小蒨属出身不好，归在下放 之列。但是她身患重病，经出示医生诊断书和全休证明后，第一批没让她走。实际上小蒨 也看到了大势所趋，做好了下放的准备。到了年底，工宣队不顾小蒨重病在身，还是要她 到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去劳动锻炼和安家落户。 

那时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口号铺天盖地地在耳边回响。她在 五七干校期间我们时常通信。收到她的来信，得知她在潜江虽然有不少同事关心她，但是 那里缺医少药，吃得也很差。可怜的小蒨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还要拖着病重的身体劳 动，检讨怕苦怕累的思想。每次看到小蒨的来信，心里特别难受，为她的身体担心。她离 北京那么远，我不能给她实际帮助。她却用她节约下的布票为我们家买了可做被里子的本 白布给我寄来（我们家因为人口多，布票不够用）。她在潜江五七干校的日子里，由于得 不到任何治疗，病情不断恶化。到1970年4月干校给学文发了电报说小蒨病重让学文去接 她。这真是晴天霹雳。学文立即请假到潜江把她接回南京。

当时爸爸妈妈住在13舍筒子楼119室一间房间里。那时妈妈在溧阳农场劳动，爸爸在南 大食堂劳动负责烧火，小蒨、学文和爸三人挤在一间房间里生活。为了让小蒨尽快住院治 疗，我写信给过去部队的战友、当时在工人医院工作的李秀珍，希望她帮忙给小蒨找一个 床位住院。后来终于在7月，小蒨住进了工人医院，我们算是松了一口气，期望她住进医 院后能得到有效的治疗。

当时文革没有结束，医院和别处一样乱轰轰的，医生的医德和水平都不行。开始小蒨的病 情时好时坏。后来出现了腹水，病情向严重方向发展。医生束手无策，提出给她打人体血 清白蛋白建议。可是这个药是国外进口的，异常紧缺。我托了另一位在南京军区总医院药 房工作的孙淑芬，她也是我过去的战友。她非常热情，肯于帮忙。当时她们药房一共只有 三支人体血清白蛋白注射液，是留着给高干急救时用的，记得好像是300多元一支（当时三级教授的月薪只有230元）。孙淑芬知道小蒨的情况后立即把药房仅有的三支都给了我 们。听说小蒨注射后症状有所减轻。但是人体血清白蛋白治标不治本。 

小蒨的病情未能得到有效的治疗而是往坏的方向发展。到最后她不能吃东西，只能靠输液 维持生命。我接到小蒨病危通知后立即请假回南京（当时宣文还在兰州，北京的家只好请 宣文的母亲照管）。我到南京后小蒨已昏迷不醒。我叫她，她没有一点反应。由于肝功能 衰竭，她于1972年1月26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她最心疼的宝贝儿子和他的爱人、 亲人。我一边哭着，一边为她擦洗了全身。 

她的去世无论是对她刚建立不久的幸福小家庭还是对我们叶家这个幸福大家庭都是一个难 以用语言表达的沉重打击。我简直不能相信，一个身体那么健康，性格那么阳光的妹妹突 然间就消失了。回想起来，小蒨生命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和我在一起，在她考上北大后和 我相处的10多年里，她长大了许多，每次到我们家来脸上总是挂满了笑容。我们互相关心， 互相帮助。她非常会体贴人，我的同学和同事都羡慕我身边有一个聪明、漂亮和能干的好 妹妹，我为此感到骄傲。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家里最健康的小蒨却第一个离开了这个世界。 

妈妈告诉我，小蒨曾说过“姐姐没有儿子，以后就把毛捷送给姐姐”。小蒨去世后，我也 和家里商量过毛捷的安排。我们都觉得学文还年轻，应该再婚，但是的确担心学文再婚后 毛捷要受委屈。我一直在考虑是否把毛捷接到我的身边。当时我们一家6口人住在仅有18 平米大的蔚秀园平房114号，实际上是没有再放一张床的空间。爸妈觉得我一人带着两个 孩子，还有瘫痪的爷爷要照顾，负担太重了。毛捷是毛家的长孙，毛捷的爷爷和奶奶一定 会比我照顾得更周到。学文也认为毛捷还是由他的父母照顾为好，他周末回家还可以帮帮 忙。这样毛捷就一直生活在兰州。但是他的户口一直在我们家，后来他说在兰州上学是借 读生被人歧视，闹着要把户口迁回兰州，不得已只好把他的户口转到兰州了。毛捷虽然没 有和我们住在一起，但是他对我一直很亲，他参军后常给我来信，他的5封信，至今我还 保留着。

我办完小蒨的丧事，回京后几乎得了抑郁症。每晚睡觉时，小蒨就浮现在我眼前，我只能 靠安眠药入睡。她受了我的影响学化学，而且学了有机化学。我们都知道苯和溴苯类化合 物有毒，但是毒性有多大并不清楚。当时她常和我讨论她要合成的聚苯醚，我后悔没有提 醒她注意安全并提供措施，致使中毒。在她白血球异常升高时，北医三院的职业病大夫总 是让她吃现已被淘汰的四环素。服用后白血球会降下来，但是不吃时又升上去。我后悔没 有能力找一个好点的大夫为小蒨看病。另外，1969年工宣队要她下放到潜江，我当时没有 胆量去找他们的工宣队说情，因为我在北大属于出身不好和有问题的人，只能夹着尾巴做 人，怕找他们后解决不了问题，反而给我扣上抵制五七道路的大帽子。我怀着伤心、痛苦、内疚、自责和愤怒的复杂心情写了这篇回忆小蒨的纪念文。遗憾的是，我的文笔不好，很 多回忆不能用生动和深刻的语言来表达。我们家原来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小蒨是 我们家美丽的小公主，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小蒨虽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是她天真纯 洁、正直善良、勤奋好学、乐于助人、品学兼优，获得了周围同学和同事的一致赞扬。 我们的童年生活，虽然物质生活不富裕，但是却有许多难忘和美好的回忆。1966年的文化 大革命彻底打破了我们这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平静的生活，灾难接踵而来，令人羡慕的幸 福家庭变成了灾难深重的家庭。我们家的每个人在文革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梦华 还被关进了监狱，但是我们都活下来了。唯独小蒨最惨，她风华正茂的青春被万恶的文化 大革命和五七道路葬送了。 

在写回忆的过程中，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我越写心情越沉重，写到有些事时，伤心的眼 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小蒨，你永远活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