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之18
(1971年4月15日至1978年5月14日)
十七去交大 (1978年3月3日)
昨天上午（3月3日）十七去交大。交上一份《关于“复查意见”第二段》（见附）和刘树谋又做了一次长谈。刘表示只愿更改两处 ：一是关于团支部书记，一是关于不是公安机关而是收容机关。我则要求全删。刘说：“全删了不好，对你不好，因为你那段历史很多人知道，谁一揭发，结果结论上没有，于是外调，一下调出一大堆东西来。我给你写上，再明确否定它，这样就没有后患了，不给你留后患，这是我们考虑时考虑进去的。”他又推心置腹地说：“再说江青、陈伯达那些东西，我们也是为你考虑，觉得不写进结论好，你要求写进去的话，将来。。。”我说：“我没有这个要求，我也认为不写进去好。”总之，基本上他重复他的意思，我重复我的意思，谈了半小时。刘说：“徐先生很关心你这个事，所以定草稿时，我征求他的意见的，他说这样很好，没问题了。这本来是不可以的，但考虑到徐先生很关心你的事，跟你爸爸又是老同事，所以。。。”我一再肯定他的善良的心，良好的动机。但表示，不要写过程。他表示：写过程对我好。 我表示，过程写不真写不全。 他说：不真的可以改，写的太全了对我不利。 我考虑，退一步如一定要写过程，过程怎么写呢？我说:：“厂里的人看不懂这个结论。我填表填无政治问题，他们说不对，要把结论填上。“刘说：“你这样填是对的，是没有任何政治问题。你让他们来一下，我跟他们说。”总之，最后没有结果。我说：“我再考虑考虑，也希望系里再考虑考虑。”
已而到对面，见徐桂芳，把《线性代数基础》一书给了他。正值很多人在那里，其中有当时数学快班的辅导教师黄老师（名字忘了，姓也不确），他是个嘻哈大方的人，他主动对别的老师介绍说：“这是当时数学快班的叶梦华，当时弄的不像样子。”我说：“黄老师还认得我？马知恩教课教得好，我至今印象很深。”黄说：“徐先生这次给你出大力了，不但有脑力还有体力，就是说，还跑了腿。”我说：“太麻烦徐伯伯了！”徐说：“前些时候跑，跑不出结果来，这次正是时候，就弄成了咧。”他们都听说我要调回南京，都问我结论的事怎么样了，我说了一下。 徐说：“还有什么考虑的，不就那几个地方改过来就行了么？”我也不好多说。徐很关心何旭初、沈祖和、王嘉松老师们何时来西安。他也想请来交大讲讲课。我说,有消息我一定告诉他。谈到住处，他说如有困难可去交大找他，住交大招待所。徐说，他可能下半学期想去南京。
总之，徐这次出力了。而且是奏效的，这是事实。但现在有碍他的面子，不好大闹。短期内我不想再去交大了，也不再写任何东西了，一切留到丁回来再说。
“后患”不是多么重要的，将来真要天下大变，无论怎么写都可能引起“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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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复查意见”第二段 （1978年3月2日)
“关于叶梦华同志的复查意见”第二段，叙述67~69年的过程有着偏面和不真切之处。兹分叙如下，恳请无线电一系党委考虑。
（1）关于“多次私自离校。”从66年6月至69年我曾多次离校回家（南京）这在当时并非我一人，学生中随便离校回家是普遍的现象。
（2）关于“思想不通”“回避审查。”思想不通是我这方面的主观上的原因，但还有更重要的客观上的原因，当时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右路线干扰，有些人和部门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政策，不让我上课，无理抄我的东西，搞逼供信，甚至动手打人等。
（3）“到广西凭祥，被当地公安机关送回学校。”
甲：不是因为到了凭祥被抓，而是因为和一投机倒把者同路，在海关人员抓到投机倒把时，将我也扣留了。
乙：不是“被当地公安机关”而是被当地收容机关（海关将我送到收容机关）送回西安收容机关，后学校接回。
因此，正如“复查意见”中所说：称叶“到凭祥企图偷越国境”是与事实不符的，因此，将这一点特别提出来（而并不提我其它多次“私自离校”都是回家去）是容易引起误解的、是不妥的。
（4）在当时的校革委会的要求下，省公安机关于1969年2月3日以“企图偷越国境”“逮扑。”69年2月3日的逮扑与将近一年前的68年5月去凭祥，是没有联系的。公安机关也不是以“企图越境”的罪名逮扑我的。当时的原因是69年2月我又从隔离中跑回南京家去，被南京大学抓住，交大接回。学校认为我看不住，影响不好，以此为名要求公安机关押我的。
“复查意见”明确指出：说我“企图偷越国境”是“与事实不相符”的，“67年以来对叶的审查都是错误的。” 因此，如第二段那样偏面和不真切的叙述过程，是不能接受的。在一篇“复查结论”性质的文件中叙述这段过程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因此，我恳请无线电一系党委，能给我作一简单明确的结论，诸如：“经复查，叶梦华同志1965~1972年在交大期间无任何政治问题，1967年以来对叶的审查都是错误的”即可。
叶梦华
1978年3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