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的什锦菜说起

从南京的什锦菜说起

叶梦华

2014年4月2日

南京的炒什锦素菜简称什锦菜。老南京人称之为十样菜。十样者，很多样也，并非整整十样尔。因为是放凉了才吃的，丫丫就叫它“Nankinese mixed salad。”

现在在南京的南京人恐怕已经看淡了南京传统上过春节时家家必做的什锦菜了。[1] 在海外的南京人或沾点南京边的人却好像十分地念念不忘。我在华盛顿周围的亲戚朋友诸如李海弢、程珮珉、谢伦、梁意高等人做的什锦菜，我们都品尝过,并被他们的南京情结深深感动。

我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和母亲一起多次做过什锦菜。在南京时每逢过年都做。做好的什锦菜放在一个大白搪瓷罐里。那时没有冰箱，所以大白瓷罐必须放在家中温度最低的地方。罐中有一双专用的筷子，每顿饭都用这双筷子捡一碗什锦菜出来，这样什锦菜就不易变质。

当年南京人还喜欢各家互相赠送自己炒的什锦菜。因为各家什锦菜的用料内容略有不同、比例稍异、咸淡微差、配炒上的点点区别，等等，所以各家的什锦菜总有些不一样。亲戚、朋友、邻居中互相赠送，是友好的姿态，也是炫耀一下。这想来和北方人过年各家互送饺子类似。

我来美国后经常在过阴历年时做什锦菜，并分送给朋友们。近年来，由于得到周滨和丫丫的好评，加上周滨的一手好刀功，更是年年必做。自认为我的什锦菜非常正宗，和母亲当年做的相差无几。因此，周滨说，我有必要把制做什锦菜的菜谱详细写出来，以便丫丫以后想念“Nankinese mixed salad”时可以自己做。此乃撰写本文的动机之一。

南京人是活灵活现的所谓“南京大萝卜。”南京人聚在一起，说起南京大萝卜，有几分自豪，也有几分自嘲。自豪者，南京人自认为自己是老实人、老实到可爱可笑的程度；自嘲者，南京人也常常抱怨自己的愚笨。当然，在南京人中说自己笨是可以的；非南京人说南京人笨、是大萝卜那是不能接受的。与此对称，南京人爱说上海人太精，言辞之中有几分轻蔑，也有几分嫉妒。“精”可以有暗藏滑头和过于算计的意思，也可褒释为精明能干。

其实，南京人之为大萝卜真正是名不虚传。比如，南京本来是有很多既有地方风味又美味无比的传统食品的。但是，大萝卜从来不知道宣传光大。更有甚者，大萝卜有时竟然自己也将其抛弃。[2] 什锦菜即在此列。由此联想开去，还有菊花脑、藕圆子、臭面筋、油不滋、莴笋圆、漂莴笋、状元豆等等都在此列之中。我想我作为享受过这些美味素食的南京人有责任把它们记录下来。此乃撰写本文的动机之二。

首先来说什锦菜。认为把各种素菜炒到一起就是什锦菜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误解。什锦菜要做得到位是颇有讲究的。就基本材料来说，下述十二样是不可少的。少了就有观感、味感、口感不完美的感觉：针金（黄花菜）、木耳、芹菜、胡萝卜、冬笋、荸荠、雪里蕻、黄豆芽、荠菜、豆腐干、酱黄瓜和嫩生姜。当然还可以添加其它不出水的、不出淀粉的、口味与什锦菜基调一致的材料，诸如： 香菇、撇捺（新鲜大头菜）、腌大头菜、地瓜（Jicama）、干丝等。然而下列材料是不适合加入南京的什锦菜的：绿豆芽、土豆、山芋、菠菜、海带、新鲜萝卜、葱、蒜、等，或易出水、或有淀粉使菜变黏、或口味重而与什锦菜基调不合。莲藕因炒时有淀粉分离出来故最好不要加入。另外，按蓉姐所说，不可有马朗头。因为此菜久放后会变成黑色。

制作过程也颇有一些讲究。第一刀功要好。该切成丝的，要切成细丝，太粗太长都不好。雪里蕻当然是要切得越细越好。第二比列虽然不必过于死板，但也不能过分失调。第三总量要大。小时候过年时荤菜太多，所以人们都想吃点清心爽口的。加之要走亲访友地拜年，没有时间做饭，故而什锦菜应运而生。从大年三十做好，一直吃到正月十五。还要考虑送人。量固然要大。然而从口味上来讲，必须要有量才能有味道。量少了是炒不出南京什锦菜的味道来的。最后第四是有一个配炒的问题。因为总量大，一般不可能把所有的菜一次同时去炒。小时候家里有灶台，灶台上的两口锅都足够大。可母亲仍然是把各种素菜分开来配对而炒，最后再放在灶台上的大锅里炒在一起。这说明配炒是一个技术，对最终的味道是有影响的。哪样和哪样配对而炒没有定律。母亲每年做什锦菜时也略有差异。一般的规律是按传统的搭配或味口的咸淡来炒。比如，芹菜和豆腐干，雪里蕻和冬笋，酱黄瓜、黄豆芽和姜丝等。

其次来说菊花脑。“菊花脑”三字中的第三个字发音为二声的“LAO”或“NAO。”南京人“L”和“N”不分。所以是“LAO”还是“NAO”不得而知。到底应该是哪个中国字就更不可知了。我决定用“脑”的理由如下。南京人的发音把豆腐脑的最后一个脑字也是读成二声。豆腐脑的意思是嫩得像脑子一样的豆腐。以此类推，菊花脑的意思是指春天的该菜很嫩。[3]

据说菊花脑是太平天国末期曾国荃围困南京时南京城里的居民发现的一种可以充饥的野菜，所以至今只有南京周围方圆约100里内的人食用。早年的菊花脑有一股很强的药味。南京的孩子们大都不爱吃，“啊呦，一股药味，难吃死了！”大人则说，“你们将来离开了南京，想吃也吃不到了！”事实如此，南京人大都经历过这个小时不爱吃长大了无比想念菊花脑的过程。好在多年生的菊花脑很好种。我们自己种的菊花脑从早春一直吃到秋天。

菊花脑的做法十分简单。春天，菊花脑刚刚长出来的头几茬，应摘下嫩头来单炒。油、盐、糖即可。精盐适量，白糖比盐稍多。到了夏天炒菊花脑可能会感到老了一点，那时可以做汤。汤要宽，加上盐和几滴麻油即可。有些人爱打个鸡蛋花到汤里，我认为有点多余。汤放凉了喝，清爽无比，可以解暑。南京人到了秋天就没有人吃菊花脑了。原因是太老了。其实只摘下嫩叶，还是一样可食的，只是与春天的不能同日而语了。

正宗的藕圆子在南京可能已经失传了。前几年我在南京一两家馆子里吃过，差极了，只有我记忆中的25%的相像之处。我凭着记忆和想象，自己做了一次，也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在美国买不到新鲜的老藕和嫩姜。

藕圆子家里很少做。听说它是南京一带尼姑庵里尼姑吃的东西。家里做藕圆子总是和三姑奶奶来访联在一起。三姑奶奶应是爷爷的妹妹或姐姐，早年守寡、无后。她一人住在城南，父亲按月给她生活费。她可能是那种不在尼姑庵修行的俗人尼姑。她只要一到我们家来，母亲就立刻吩咐佣人上街去买老藕和嫩姜。原因是三姑奶奶的藕圆子举世无双。我们既能吃到美味无比的藕圆子，又使三姑奶奶在大家的赞扬声中能感到自己是个能干有用的人。

老藕买回来洗净后用擦子擦成泥。嫩姜剁成碎姜米末。藕泥和姜末加盐后搅拌均匀，做成直径一寸半大小的圆子，然后在油锅里炸熟。藕圆子外表焦香酥脆，里面的藕泥和姜末发生奇妙无比地反应，产生出一种无与伦比的美味。

臭面筋大概已经失传了。现在南京的年青人不但没有吃过，大概连听都没有听过。臭面筋应该也是南京一带尼姑庵里尼姑吃的一种食品。我们小时候家里每年冬天都要做。记得面筋从南京市面上消失后，母亲还到南京的一个面粉厂去弄到过一次面筋，全家人因此欣喜无比，又做了可能是最后一次的臭面筋。提起臭面筋就难免想起珮珉的父亲程守洙。他每次从上海回南京来，我们招待他的家宴上必有臭面筋。他特别喜爱的是油炸臭面筋。

按我的想象，臭面筋制做程序和做豆腐乳一样。面筋买回来洗净后先在蒸笼里蒸，然后用棉被包起来让其发霉。几天之后，用花椒和大籽盐炒香后去腌发了霉的面筋，放在大小合适的瓶中或磁罐里，将瓶口或磁罐口密封。约一个月后即可开坛食用。面筋本为白色、无味。做成的臭面筋颜色偏灰、略臭、极咸但奇鲜无比。从坛中取出后迅速氧化成灰色或深灰色。如果煎、炸一下，表面就有一层焦黄的脆壳，咸、鲜之外又有了香。无论如何，臭面筋属小菜，一口只能吃一点点。而或，把臭面筋用手撕成小细条和南京的芦蒿或白芹炒了吃，那就可以叫绝了。

我2016年退休之后，必须自己来做一次臭面筋，看看能否成功。

要说油不滋，必须从腌菜讲起。腌腌菜从哪一天开始是有定数的。马奇肯定知道。那时农民把大量做腌菜的青菜运进城，每家每户都要买很多。蓉姐说我们家要腌100棵青菜的样子。然后每天早上把青菜一颗一颗摊开晒，目的是把菜晒软晒蔫；每晚再把所有菜收回，以防冻坏。如此这般要重复多日。具体要几天，马奇一定知道。那几天南京的所有大街小巷都十分热闹，抬眼望去，到处都是腌腌菜的青菜。

腌腌菜的青菜晒好之后，洗净晾干后就可腌制了。腌制的料是炒好的花椒大籽盐和切好的姜末。姜末只放在每颗菜的菜心。每颗菜码好花椒大籽盐后，整齐地放在腌菜缸或腌菜坛子里。最上面要压上荷叶和洗净的大城砖或大石头。盖好盖子，就可静等时间去起作用了。

腌菜腌好后即可生食。但因是生的，我们家一般认为不卫生而不生吃。[4] 但我的记忆中，大年三十除夕晚上的家宴是唯一的例外。那时是当年腌的腌菜第一次开坛，取出腌菜的靠近菜心但非菜心的那几片腌菜叶子，吃起来既不太嫩，又不太老。切成小块用麻油一拌即可。那就是我记忆中的“油不滋。”

可是，蓉姐说我记错了。她说油不滋是在腌腌菜之前，把每棵青菜里靠菜心但非菜心的一两片叶子拔出来，用绳子拴起来阴干。[5] 到了大年三十晚一年中家里最重要的因而也是最丰盛和质量最高的那顿饭，其中就有一年只能吃到一次的“油不滋”。阴干的油不滋洗净后在沸水里过一下以消毒，切碎后用盐和麻油一拌即可。因其筋道，吃在嘴里嚼爵起来似乎有“不滋、不滋”的声音，因而得名。

“莴笋圆儿”是三个字不是四个字。最后两个字必须合成一字，发音为二声的“YER”。这三个字得用南京城南的老南京话来说才地道。梅婷的南京话过于动听，不足以表达莴笋YER的原汁原味。莴笋YER久违多年了。我的记忆中，只在50年代早期有过，后来就再没有见到过了。

我想象莴笋YER的制作方法理应如下。把整条的莴笋削皮煮熟或蒸熟后凉干，然后上盐再卷成圈圈，中间放一片玫瑰花，一起腌制一段时间后即成。因用盐很多，不会坏，可长年食用。莴笋经这样制做处理后，十分筋道鲜香。蓉姐认为有可能是阴干后腌制的，也可能是盐腌后阴干的。

华盛顿虽然可以买得到莴笋，但价格不菲，用来做莴笋YER是买不起的。我想我要是想吃到莴笋YER，唯一的办法是去恳求马奇。我想马奇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和有热情去做莴笋YER的人。

漂莴笋母亲在世时每年夏天都做。那时南京的很多酱园店里也可买到。母亲是用酱油漂的，酱园店则有时是用酱漂的。漂莴笋制做起来一定非常简单。因为我从来没见过母亲花很多时间去做。漂莴笋看上去绿得避眼，吃起来清脆鲜美无比。大姐、宣文哥、海弢和我自己都试着去做过，均不称心，远远没有达到“绿得逼眼、清脆鲜美”的境地。我想，莴笋可能是在沸水中烫后再放到酱油里漂一夜。而今酱园店已成历史，不复存在了。我想吃到“绿得逼眼、清脆鲜美”的漂莴笋，只有等我2016年退休之后自己去钻研实践了。[6]

我只吃过母亲做的状元豆，没有见过别人做。按母亲说，那是当母亲的望子成龙，希望儿子中状元而发明的。状元豆一般在夏天做，可能与春季学期期末考试或高考是不谋而合。每次要做状元豆前，母亲就让我到中药铺去买洋红和酸梅。我难免要问：“洋红是什么呀？要多少洋红，多少酸梅呢？”母亲说：“你到药铺一说，人家就知道了。要多少、是什么比列，药铺的人都知道。”果不其然，每次的洋红、酸梅就是这样买回来的。我估计母亲本人也不知道到底要多少；或者比例、多寡并不那么重要。

状元豆的用料是：黄豆、冰糖、酸梅和洋红。黄豆要在水里泡上一天一夜，然后把黄豆、冰糖、酸梅和洋红放在锅里加适量的水用文火慢炖，直至黄豆虽仍呈豆装但已烂得入口即化。锅中的水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煮成的状元豆的汁呈胶质状。状元豆不吃热的，要放凉了吃。洋红大概是一种可以食用的天然颜料，它使状元豆染上了中国人象征大喜大福的粉红色。我想中国人生了孩子后做的红鸡蛋和老年人过生日时蒸的寿桃馒头上用的都是这个洋红。

我这两年做过一两次状元豆，赢得了周滨和丫丫的高度评介。我做的状元豆虽然没有洋红，用的是中国超市里买到的话梅，但自认为十分地道。

除此之外，南京独有的素菜还有娇儿菜、芦蒿、白芹、水芹。还有长在水边的紫皮菜苔。当年南京城里星罗棋布的池塘和小河小溪如今已荡然无存了。野生的菜苔当然也随之绝迹。[7]

这里说的都是南京人过去食用的家常素菜。当年长江里的鲥鱼、刀鱼、鲑鱼、鮰鱼、杆鱼、白鱼、鳊鱼等更是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美好记忆。其它荤菜诸如盐水鸭、盐水鹅、烧鸭、烧鹅、咸肉、腊猪眼、胰子白、鹅肫肝，还有各种豆制品、风味小吃、点心等得另找机会去回忆出来。要是再回忆起当年母亲的拿手好菜诸如涨蛋、素鸡、烘豆（即当今的笋豆）、蝙蝠鱼、红烧狮子头等，婆婆爱做的薄荷糖和玫瑰糖，加上扫叶楼、鸡鸣寺里尼姑和尚做的素菜，那要说的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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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蓉姐来信称：“现在南京人吃素十锦和过去相比有坛无減。不仅过年时许多人家自己做，而且熟食

店里有卖。沒时间自己做的人家常在熟食店里买，而外地人则买了素十锦帶回家乡去吃。所以那时素十锦是十分热销的菜肴。更有甚者，现在许多的滷菜店一年四季都有素十锦卖。炒素十锦时不可有马朗头。因为此菜久放后会变成黑色。分类炒好的素菜放在炒菜锅里用筷子拌勻，此时不焼火炒以免将菜炒得过烂。有时还可加入榨菜再淋上麻油，其味更鮮美。素十锦只能吃五天左右。”近年来我回到南京时在熟菜店买过蓉姐所说的常年出售的素十锦。其味与我记忆中只在过年时才能吃到的家里做的相去甚远。从家做到店卖，从只有过年时才做到常年出售，加之味道上的差异，令人感到是对南京十样菜的神圣传统的亵渎。

[2] 蓉姐来信中对此评论道：“你对南京人和上海人的比较很有趣也有道理。但用某些南京食品的消失来潮笑南京人大萝卜，不太妥当。再说现在南京的外地人很多，老南京人的浓度減小很多，南京一些食品的消失也是可以理介的。”

[3] 蓉姐信中说：“菊花脑现在常被称为菊花叶。南京人吃菊花叶的热情有坛无減，一年当中除了冬天，春夏秋天菜㘯都有，而且现在秋天的菊花叶是重新播种后长出的，相对嫰些。”

[4] 腌菜排骨汤被宁拧誉为天下最好吃的东西。腌菜也可切碎了炒老蚕豆瓣， 名为腌菜花炒蚕豆瓣。

[5] 蓉姐信中原文为：“油不滋是用风干的嫩青菜制作的。在醃菜时买来大量青菜，在每棵青菜中拔一片长度约15厘米的菜叶，用绳子将这些嫩叶一片片的紮好成一长串掛在阴凉处风干，要吃时取下洗干净，放人沸水中略煮一下捞出来，切碎后用盐、味精、麻油凉拌，也可加入去皮的花生米一起凉拌。油不滋可能不适合大批量生产只适合家庭少量制作。”

[6] 蓉姐说：“臭面筋、漂莴笋很多年市场上未见到过。而莴笋园如果是生的醃制后风干制成则可能有卫生方面的问题。”

[7] 蓉姐就此说到：“文中说的紫皮菜苔，南京人叫紫菜苔。这是一种叶子和皮为紫色的菜在春天长出的苔。南京每年春天菜㘯都有。它和池溏边长的一种开紫色花的野菜没有关系，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植物。”

一把小提琴的故事

一把小提琴的故事    

 叶梦华

 2016年七月

这把小提琴的故事得从1962年秋说起。那时我是在南京十中高一年级，蓉姐刚刚从南大毕业，在物理系开始当助教。大概是苏州小提琴厂有一批小提琴直接到南大来销售，每把10来元人民币的样子，蓉姐就此买了一把。这把提琴比起市面上的小提琴要便宜很多，有可能是刚学做小提琴的人生产的次品。它比一般的小提琴要厚一点大一点，颜色也和一般的小提琴不一样，是一种发红的深棕色。我们家经济上一直不是很宽裕，到了大姐和蓉姐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后，钱上才不那么紧俏了。这把廉价的小提琴可能是家中出现的第一个奢侈品。蓉姐那时尚未结婚，仍住在我们小粉桥5号附15号的家里。

蓉姐一向喜爱西方古典音乐，特别是弦乐。如今有了自己的小提琴，就参加了南大工会组织的一个业余小提琴学习班，由霍曼练习曲拉起，从零开始。约莫半年左右，为了节约时间去“攀登科学高峰”以便“解放全人类,” 她就放弃了。这把小提琴就顺理成章地为我所有了。我从蓉姐那里听到了一星半点二手货的小提琴入门知识，深信“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就开始拉起小提琴来了。原来小提琴这个乐器学起来十分困难。我耳朵的分辨能力并不好，手指的能力也很有限。音位拉不准，更谈不上悦耳。我吱吱啦啦地苦练着，从来没有放弃过，也从来没有埋怨过这把提琴的质量。别人听我拉的曲子，有在“杀鸡”的感觉，可我很自我欣赏，颇能陶醉其中。就这样，这把小提琴和我于1965年去西安交大上大学时一起到了西安。

1966年六月文革爆发后，我迅速成了“逍遥派。”那时我和郑清生同住在交大24舍三楼309室一间宿舍里。他也应算是一个逍遥派。他和我是好朋友，我们还一起步行长征过。他有一把质量不错的二胡，他拉二胡的水平也很不错，比我拉的小提琴声音动听多了。我开始向他学拉二胡。因为有一点拉小提琴的底子，而且二胡的两根弦比小提琴的四根弦要容易许多，我自认为学得挺快。不久就能陶醉在“江河水”“二泉映月”和刘天华的曲子里面了。我们常常把手绢塞在琴码和琴弦边做消音器，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打扰他人，另一方面更避免了过于流露我们倾注在音乐中的内心世界。

随着文革的深入展开，我这个逍遥派就成了反动学生了。从1967年底查抄我在宿舍里的箱子和抽屉开始，续以大小批斗会、游街、隔离等等，直至1969年春节前夕把我关进红庙坡陕西省第一监狱。用当时的语言说得生动一点，那就是我被“打翻在地、”再被“踏上了千万只脚、”“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1970年夏同班同学们都从交大毕业了，被分到了全国各地。1971年四月，我被红庙坡陕西省第一监狱释放送回交大，在交大的一个造砖厂劳动。当年我所属的无线电系那时已改名为“自控大队。”自控大队的办公室给了我一个纸盒子，里面装着一些我当年被抄走的和留在宿舍里的东西，算是物归其主了。可是，上大学时父母给我买的大牛皮箱子呢？还有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呢？

我向办公室提出了小提琴的事。他们回答说可以试试看，看看能否把这把小提琴追回来。不久后的一天，当时也在造砖厂劳动的鲍家元老师高兴地对我说：“小提琴给你找回来了，你到办公室去取吧！”我到到办公室拿到提琴盒子打开一看，琴已是三道花儿开了。因为陕西太干燥，又多年没人照顾，琴把和音箱已分离，其它零部件也均散落在琴盒里。显然这把小提琴已经彻底地面目全非了。我后来不知是听谁说的，琴是从当时在宝鸡工作的同班同学罗大江那里要回来的。想来办公室的人还是花了一番功夫才能为我这个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反动学生追回这把提琴来的。我本应该好好感谢他们。可我当时还是太年轻，吃了那么多亏，仍然本性不改。我毅然决然地说：“琴成了这个样子，我绝对不能接受！”就这样，这把小提琴就被搁置在办公室里了。

后来回南京探亲时，我把小提琴的事对父母说了。父亲说: “算了，我给你再买把好的！”1973年春我在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进修时，父亲果然给我买了一把好得多的小提琴。父亲告诉我，这是他托南大乐队里的首席小提琴手买的。这人是天文系的教师，不但懂小提琴而且他夫人正好在寄卖行工作，不时会遇到卖小提琴的。他对我父亲说：“等到有把好琴时，我就给你买！”听说父亲是用50多元人民币买下那把琴的。这是一把标准的小提琴，正宗的浅棕色，比原先的那把要小要薄一点。

在南京工学院进修完毕之后，我就带着这把新购的小提琴回到了西安。那时我在西安北关外的光明低压开关厂当技术员，住在厂房顶上的一间小屋子里。小屋子的外面就是厂房的房顶修建成的一个大凉台。傍晚，工人们下班之后，我站在那个大凉台上，面对唐朝大明宫遗址和广袤的关中平原，吱吱啦啦地拉起小提琴来，似乎又找回来了几分当年的自我陶醉的感觉。

大约是1974年底或1975年初，南大数学系的沈祖和老师到西安来设法帮我调回到南京去。他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去交大调我那份非同一般的档案。那时我已从厂里搬了出来，在厂旁边的含元殿村的一个沈姓农民家租了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土屋。有天晚上沈祖和回南京前来我的小屋看望我、和我道别。他提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兴致冲冲地对我说：“看，我把你的小提琴带来了！”看着那把被我拒绝接受的三道花儿开的提琴，我真是啼笑皆非。我本是借题宣泄我心中积郁的愤懑，想给交大出个难题。没想到他们趁沈祖和不了解情况把这一案给了结了。回想起来，我给原办公室里的好人出难题，只能说明我的幼稚。沈祖和的无知也算给这把小提琴的故事添加了一个戏剧性的情节。

就这样，我从此就有了两把小提琴。那把旧的小提琴虽已三道花儿开，但音箱尚完好，我想如找到专业店，还有望能把它修复。这两把小提琴后来跟着我回到了南京，1979年我出国时它们就留在了南京。其后它俩按逻辑推理应该又回到了西安。日月荏苒，光阴似箭，1995年时隔十几年后我从美国再回到西安时，这两把小提琴已没有了踪影。我想，人生的命运尚且难定，何况两把提琴呢！我只是希望能为它们在我的心中画上一个句号。我问：“两把小提琴呢？是卖了，还是送人了？还是当垃圾扔掉了？”我再三追问，得到的回答都是：“真的不知道！”

这就是它们的命运，无法画上一个句号的命运。

这把小提琴的故事本来到此就可以结束了。不料琴虽然没了，可余音袅袅绕梁不绝。2002年六月我携周滨及五岁的女儿去成都，应邀在成都中国电子科技大学讲学。那时罗大江早已离开了宝鸡回到了他的老家成都。受三个抗战期间在成都生活过的姐姐的影响，我能撇出一点四川腔，颇有些四川情结。大江和我当年在学校时相处得不错，文革中班上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之中似乎也没有他那只脚。从1968年我被关押隔离算起，我和班上的一般同学已有30多年没有见过面了。这次能在成都与他重逢，难免令人兴奋。14日那天，他和我在一个茶楼里从晚上聊到翌日凌晨一点多。17日他在公馆菜馆设午宴招待我们一家三口。无奈五岁女儿执意不肯赴宴；周滨因而也只有作罢。那天做陪的有大江的夫人王静思及两个儿子罗翀和罗旻，还有朱文章的女儿朱立。说起来，那顿午宴应该是我空前绝后所经历过的最高档次的了：由两排美女夹道欢迎，包间墙边站有一排美女作陪，由经理当场向我介绍了专门为我准备的茶具及其名贵之处、专门供我单人饮用的茗茶及其名贵之处、以及专门为我当场按摩的按摩师及其等级和所获荣誉等等。然后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一单独享受，真可谓不消生受。事后我向别人描述了那番情景后被告知，这顿午宴的总开销估计要5000元人民币的样子。

告别时，大江吞吞吐吐地对我说：“关于那把小提琴，我当时只是想为你保存一下的。”我听后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支支吾吾不知所云。我只是心里想，大江呀，我内心的深处真的不会对你有什么看法的。就是真的进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我也不会对你有什么看法的！

2000年12月底，我和周滨及女儿在北京时，一时兴起，花了500元人民币买了一把二胡带回了美国来。当时想的是什么时候能重操旧技，再享受一下那自我陶醉的感觉。无奈500块钱花起来容易，真要能重操旧技就不那么简单了。我整日忙于挣钱养家糊口，这把二胡16年来只好束之高阁。而今我已退休，有的是时间了，我说什么也要把这把从小提琴演绎托生而来的二胡再拉起来。只是1967年在交大24舍309室里用消音手绢拉“江河水”时的心境，怕是如今在美国永远也找不到了。

吃鲍鱼

和父母蒨姐吃鲍鱼

叶梦华

2011年7月21日

小时候常听父亲谈起鲍鱼是如何的美味。他1948年赴美国田纳西州的Knoxville大学留学路过旧金山在海边吃过鲍鱼。后来听佩珉的丈夫Ed说，当年西海岸边鲍鱼比比皆是、随手可拾。可是鲍鱼到底是什么东西，长什么模样，是何味道，小时候是绝对无从得知的。我只有一个感念，就是鲍鱼属于那些奇贵无比、可望而不可即的山珍海味，诸如熊掌、燕窝、海参、鱼翅之类。

1971年春我在西安从监狱被释放出来后，在交大的“5.7”干校砖厂劳动。有个星期天一人在解放路上的解放百货大楼食品柜台内无意发现了有鲍鱼罐头。我顿时兴奋之极，买了一罐。记得售价是4.5元。这个价钱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交大那时每月给我发20元生活费。一年后我被分配有了正式的工作，按大学毕业生算，每月51元。所以4.5元大略是月收入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假设当今美国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年薪是3万6千美元，那么月薪就是3千美元，其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就是300到600美元。真可谓天价也。

1971年9月是我牢狱之灾后第一次回南京。能够请到假回家是因为蒨姐已生了重病，正在南京治疗。我兴致冲冲地带上了那罐天价的鲍鱼回到了文革洗礼后面目全非的家。父母已从小粉桥5-15号那幢带有天井、分开的厨房和下房、有前后院的三层连幢楼房搬进了筒子楼13舍119室的那一间朝北的房子里。父亲不再是南大数学系的系主任，正在南大的一个食堂做伙夫烧火。母亲不再是南大幼儿园主任，正在南大的另一个食堂帮厨卖饭。当年家中最健康最漂亮的蒨姐已显得消瘦、憔悴、苍老、一副病态。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影响我们重逢的兴奋和情趣。

我兴奋地对大家说，我买到了一罐鲍鱼！父亲和蒨姐也为之兴奋。母亲则抱怨太贵了。她说这钱能买好几只烧鸭盐水鸭了。那天下午，父母蒨姐我们四人在桌边做下，正正经经地要来享受一下这个久仰大名的鲍鱼了。我打开罐头，顿闻其腥气冲天。再一看，只见灰黑的“汁水”里飘着十块疙瘩，想来就是鲍鱼了。虽然如此，父亲、蒨姐和我都不愿扫兴。每人吃了一两口后，面面相觑，显然谁也没吃出美味来。父亲、蒨姐和我一时都无话可说。母亲放下筷子说：“什么劳什子，一点都不好吃！吃一口，就是一只烧鸭的后座子！你们喜欢这些洋盘，你们吃吧！”

父亲、蒨姐和我又吃了几口，希望慢慢能品出点味道来。谁知味道尚未品出来，父亲的嘴唇开始肿了起来，且越肿越大。蒨姐浑身发痒，一看，已长了大片的风疹块。我则透不过气来，我那多年未发的过敏性哮喘发作起来了。唯独母亲倒是没有反应。所以剩下的所有鲍鱼，就只好由母亲一人吃掉了。她每吃一口就叹一口气：唉，又是一只烧鸭的后座子！

后来我到了美国后才知道鲍鱼非鱼也，鲍鱼罐头和其他的鱼罐头不一样，没有熟的、都是生的。我在旧金山和华盛顿的中餐馆都专门要过鲍鱼这道菜。估计都是用罐头里的鲍鱼做的。2006年在秘鲁吃到过真正野生的鲍鱼。2009年郑清生夫妇专门请我在福州聚春园吃了每人280元一份的佛跳墙。我自己又发明创造了两道鲍鱼菜：韭黄炒鲍鱼丝（或再加上年糕片）和雪里蕻炒鲍鱼丝（或再加上年糕片），自认为可登大雅之堂。罐头内的鲍鱼在罐头打开之后，要立刻用水把腥味冲净、切好即下锅爆炒；如果不能立即烹饪，要浸泡在食油里，以免氧化，变得更腥。

鲍鱼虽然有可取之处，但严重地名过其实、价过其值。和父母蒨姐吃鲍鱼这段往事，却给我留下了珍贵又美味无比的回忆。

我和“世和堂”的缘分

我和“世和堂”的缘分

叶梦华

2016年六月

世和堂简介

周氏祖宅”世和堂”位于太湖之滨的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洞庭东山镇，地址为陆巷村含山118号，亦为含山村寒山66号或寒山村含山66号[1]。

该古宅始建于明朝晚期，后于清朝末期翻造，迄今当有几百年的历史。

有一份周氏宗亲世系表追述到周氏16世祖先周九皋，17世周掌衡，18世周沛田及其后的七代后裔。该古宅为19世先祖周纯卿所居住，20世先祖周寅生、周瑞生、周吉生和周裕生成长成家于此[2]。周滨的父亲21世周新吾即出生于此。因此周滨是该周氏一枝的22世而女儿叶国雅则为其23世。

缘分之源

说起我和苏州东山后山周家祖宅“世和堂”的缘分，要追溯到1995年11月23日在美国北弗吉尼亚州（Virginia）的一个聚会。那天是美国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新婚夫妇朱民和李群就此举行他们婚后的第一次大聚会。李群热情地邀请我参加，还说：“我给你介绍两个单身的！”我那几天情绪正好，便满口答应：“好，好！那我带两瓶酒来？”李群说：“不要带酒，我的两位单身女友说了她们带酒来。你就带两只烤鸭来吧！”

就这样，我和周滨相识了。那时她和我都住在北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市（Alexandria），相距车程五到十分钟的样子。说起在中国的老家，原来我和她都是距亚历山大市一万二千公里外的、世界另一端的苏州太湖上的一个小半岛上的东山人。我和她这两个东山人的区别在于，她父亲生在东山后山、长在东山后山，是道道地地的东山人；而我只是听父辈和亲戚们说，我们祖上来自东山大姓叶家。

周滨父亲听说了我是东山叶姓后裔，立即问道：“是前山的叶家、还是后山的叶家？是哪个堂的？”我一时无从回答。

两年之后（1997年）我应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邀请访问了台湾。七月12日星期六那天，我在台北富都大酒店请堂哥叶肇华和他儿子叶国强和儿媳张小燕吃晚餐。从我爷爷叶文萃那辈算起，肇华哥是大伯叶桂馨的独子，可谓长子长孙了。他把曾祖父叶德成于光绪十年（1885年）写的《蕃奕堂宗支簿》给了我，并对我说：“我们从小生活太优越了，所以都不成器。这本家谱我留着也没用，你拿走吧。”

就此，我虽然有了“哪个堂”的答案，但周滨父亲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蕃奕堂。” 《蕃奕堂宗支簿》里也没有提及我们南京这支姓叶的是何时从东山何堂分离出来移居南京的，更不用说是前山的还是后山的了。我由此受好奇心的驱使，开始了我的寻根之旅。但那是后话，另当别论了[3]。

1999年12月我应苏州大学邀请去讲学，校方了解到周滨和我都是东山人，就于19日派专人专车带我们一家三口去太湖的东山、西山转了一圈，看了席家花园和雕花楼，并在雕花楼里大吃了一顿。这次去东山，由于国雅年仅不足三岁，而我和周滨对东山这个“老家”也了解甚微，所以只是一般旅游之行而已[4]。

一访“世和堂”

自从1997年得到《蕃奕堂宗支簿》后，我就有了希望能把所有父亲这边的亲戚们都认知一下、串通起来、弄个大聚会、再把家谱续编一下的各种想法。无奈其后的十几年里，我忙于挣钱养家。直至 2010年手头研究项目锐减之后，我才真正有时间来做这些“闲事”。那年正直父亲百岁冥寿，大姐叶蕴华和我专程去贵阳和二伯伯叶蘭馨的后代大聚会了一场。2011年在南京三个爷爷叶文华、叶文藻、叶文萃的部分后代聚会了一次。最后是2013年叶德成后代共34人在南京大聚了一次。

研究项目锐减而有了闲暇只是其一。年岁大了，对老事情更感兴趣了是其二。我特别希望能弄清我们南京这支叶姓后代的东山之根。我首先联系上了周滨的表哥、热心人叶文德（人称“小老虎”）。他虽然生长在上海，但是他是正宗的东山叶家人。他母亲是周滨的二姑妈周佩英，所以他的诸多叶、周两家的亲戚都在沪、苏二地。他则频繁往返于沪苏二地。我委托他在东山叶家祠堂代为查询“蕃奕堂。”小老虎回话说：查无此堂。我于是决定专程去一趟东山寻根。

2013年五月14日星期二由周滨的堂弟周文健（周滨六叔周守明之次子）开车、小老虎引路，东山人文史专家薛利华作陪，我去东山寻根。我在叶氏两个祠堂鞠躬拜祖，又在东山文化馆向杨维忠叶新民等请教叶氏旧事。这些已在另一文中记载在案，在此不再重复[5]。

那天的意外收获是小老虎“顺便”带我去拜访了周家的“世和堂”老宅。“世和堂”虽然延繁众多后代，但早已是人去堂空。本来周家由于和邻居交流较少、大门常闭而被东山后山陆巷很多居民称为“关门周家”，如今更是名副其实了。

东山是太湖上的一个半岛。我们沿近年新修的名曰“莫厘峰环山路”环岛而行， 由陆巷村旅游点正门入。因属关门周家的人，免了门票。转弯抹角，来到含山村寒山66号。

含山村寒山66号正门朝南略偏西，木门之顶有简单装饰的砖砌门楣。正墙为青砖所砌，再附上一层黄泥并刷上白色石灰。青砖和黄泥石灰层均有风化之迹。墙有两人之高的样子，墙的顶部为爬墙虎覆盖。

沿正墙西行数步右转是该院落的略微偏北的西墙。西墙较之南面的正墙更为破败一些。此墙下部为石头上部为砖，墙也似乎矮些，其长约为50多米的样子。西墙之顶也长满了爬墙虎。行至其后，有一侧朝西的边门。该木质边门虽有档雨的门檐，但十分简陋而矮小。

由西边门而入，是一条两边长满杂草的石板铺设的露天通道。通道左侧是后院。后院近处修有一个家禽舍，养着鸡鸭鹅之类，据说为邻居越界所占。后院其它大部分虽有几棵果树和香椿树，但大都为杂草覆盖。想来本应是个菜园子的。据说院内原有几棵大松柏，不知何时已被砍光。后院的东北角有一小屋，看来已破败废弃了；西北角则为邻居侵占，盖了一栋二层水泥楼房，不伦不类，碍眼之极。

露天通道的右侧是一扇后门。正对着后门是一口水井。井水至清，想来它必为当年周家诸代人居住时的水源了。

看守此老宅者为一叶氏中年妇女。她为我们打开后门，我们三人由此而入，进了此宅下房，计有厨房、储藏室等。再向前走，就应该是两进正房了。第一进正房前有一个小院庭通向正门，庭内杂草丛生，并有一棵老黄杨树。前庭之外，还有几个小天井，均为杂草所覆盖。

整个住宅为砖木结构，虽已破败，然建筑整体及各房屋格局尤在，保存得尚可。估计基本上不漏雨。门窗或已坠毁或已不复存在，用贝壳打磨出的窗“玻璃”则散落在地上。房梁上依稀可见一些简单的雕刻装饰。堂屋里堆着破旧家具，但“世和堂”的大匾仍高挂正中。

在离开东山前，小老虎、周文健和我三人站在守溪桥上面对后山嵩下山坡上的周家祖坟三鞠躬，以吊悼先灵。

此行能拜访“世和堂”老宅实属意外之惊喜。我决心要带周滨和女儿叶国雅再来一趟，一则要好好看看我们两家的东山之根；二则可以借此好好向出生于美国的女儿展示她在中国的根：从东山的山水、人文，到叶、周两家的亲人、老宅，乃至东山的美食等。

但我同时更有两个担忧。第一，我担心旅游业的开发将摧毁周围的原貌。江南水乡各村镇经拙劣官商一开发，就成了千篇一律、毫无创意的东西了。诸如那本来韵味十足的小菜场如今已挂上了所有全国旅游景点必有的大红灯笼。本来十分纯朴的通往太湖的渠道、码头、以及供洗衣、淘米、洗菜等用的渠边台阶，已开始在两边修上全国统一可见的石栏杆。本来会老堂、粹和堂、惠和堂院中应用石板和大砖板铺设的小路如今无一列外地和全国各地一样均用小鹅卵石来铺设，等等等等。 第二，我担心“世和堂”这个老宅的前景。周家后代众多，散居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并无一人留居东山。眼下院子的西北角已被侵蚀，盖起了一栋极不协调的二层水泥楼房。宅内以及院墙外均堆放着邻居翻新房屋的建筑材料。虽然房屋整体目前尚未漏雨倒塌，但如长此拖延下去不予修缮，只怕它也经受不了自然界风风雨雨对它的挑战。

二访“世和堂”

无独有偶，2013年至2014年间，女儿叶国雅开始对人类学表示了极大的兴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和2015年两个夏天，她在太平洋遗产组织（Atlantic Heritage Organization）实习，协助两名考古学家参与了记录一个18世纪耶稣会牧师住宅的建筑结构，绘制房屋墙壁标高图，度量并绘制详细平面图。后来在2015年申请大学时还就这些经历写过作文[6]。这样她对像“世和堂”之类的老宅就有了更大的观赏兴趣和理解能力。

2015年春夏之交，国雅18岁，刚刚从圣玛丽瑞肯高中（St. Mary’s Ryken High School）毕业，即将进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之际，周滨和我携国雅专程来沪、苏一带访亲寻根。我们先后与九位和十位周滨在上海和苏州两地的亲戚们相聚。六月13日星期六再由周滨的堂弟周文健开车、小老虎引路来到东山。这次来东山与上次的不同之处是，我对手头的周家家谱和有关“世和堂”文献详细阅读了一番，所以堪称是有备而来[7]。

我们一行五人，再次造访了东山文化馆。两年前的新交薛利华先生和叶新民先生等又一次热情地款待了我们并向我们赠送了他们编辑出版的《东山莫厘峰》三卷和其它书籍。

然后我们去嵩下村山坡上的周家祖坟上坟。文健将车停在守溪桥边，我们穿过新建的旅游建筑群，沿小路上山。路经“陆巷小学”和一个似已荒废的小尼姑庵。进入山地后，但见一路上到处都种着东山著名的土特产如枇杷、杨梅、红桔、水蜜桃以及间种的碧螺春等。

周家祖坟在半山腰上，据说，这块地现属蒋湾村的严海根使用。我们找到了19世先祖周纯卿及夏太夫人的碑。他们应该是周滨的曾祖父和曾祖母。旁边各有20世周寅生、周瑞生、周吉生及周裕生的墓碑。其中先祖周瑞生及马太夫人是周滨的爷爷和奶奶。我们分别献花鞠躬以示敬意。

站在墓地上放眼望去，近处是满山绿绿葱葱的果树和茶田，远处则是一汪朦朦胧胧的太湖水。人杰地灵、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尽收眼底。

我们去了东山几处诸如“雕花楼”的旅游景点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世和堂”。对周滨和国雅来说，此为第一次。对我则是第二次了。国雅看得甚为细致，把她在太平洋遗产组织实习时学到的几招都用上了。她不但看了宅院的整体结构和布局，更看了很多细微之处，诸如梁上的棱椽及其上的木雕，木板所做的墙壁，支撑木板墙的木柱以及防止木柱受潮侵蚀的石座，木门和木门上的门栓和门锁，乃至房内堆放的破旧家具、木盆、马桶、工具等等。

对我来说，因为手头有了一些“世和堂”的文献，所以这次可以看得更为理性一点。本宅建筑总面积不足600平方米，其中包括前院和其它六、七个天井。此外还有一个后院。前院之外，宅房可分为三进。最后一进是下房，其中一间还盖有二楼[8]。第一进和第二进想来应分别为当年19世先祖周纯卿及夏太夫人和他们儿女们20世周寅生、周邦凤、周瑞生、周吉生及周裕生所住。按房间的数目和家中人口的数目比例来说，此宅小了一点。小老虎也引领我们参观了另一去处，名曰“怀德堂”，说是周家曾在此租过房屋，想来很是合乎逻辑[9]。另据文献所述，后园原有毗邻相通的周吉生之“仁本堂” [10]。

我们看完“世和堂”之后，又看了周边我所喜爱的小菜场、水井、水渠和一个小码头。

结语

此老宅非深院豪宅之类，乃一般民宅，朴实无华，却越显得平易近人。与那些翻修一新供旅游人参观的名宅相比，更是实实在在，原汁原味，令人疼爱。

然而其前景并不看好。首先是周边蓬勃发展的旅游业。我2013年来访时的担心如今皆成现实，或更有甚者。比如那次尚未见到的“农家乐”眼下已比比皆是。和全国各地一样，想来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这一带必然挨了一记左耳光。在今天人人追逐钱财的年代里，它又不得不再挨一记右耳光。其次，周家瑞、吉、裕三房后裔90余人意见难于一致，坐看此宅年久失修，为光阴和他人侵蚀，实在令人扼腕。

我虽然与“世和堂”有了这段姻缘，我又能为它做点什么呢？先留下一组相片和这篇拙文吧。或许，这些对女儿国雅的未来会有所影响。

附录

关于居住在陆巷“世和堂”这支周氏的来源，我发现了一些矛盾，也找到一些相应之处。

据杨维忠和薛利华主编的《东山大族》一书中薛利华所著“周氏：仁义世家，源远流长”一文所援引的《寒山周氏重买祭田碑记》记载，寒山陆巷周氏在李唐时由广东迁来。此文中并插有周吉生和周裕生两位老人的相片。在薛利华编著的《东山人文》上册里，一篇题为“古杨湾话周”文章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然而根据老丈人周新吾2016年春写的“家族的根”一文，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文中说：“家族中通常以家具上标示的‘汝南瑞记’‘汝南吉记’为据，说祖上的祖籍是河南汝南。这有很大可能。宋朝中原战乱，老百姓被迫大量南迁，流落各地，在闽粤群体较大，就是“客家”。我家族可能就是分散的客家。小时候曾听母亲说过，祖上是从南京一带漂流过来的，可能在南京没有扎下根，再漂到太湖地区。”又说：“我祖上飘来东山时据说是中医世家。”

对照老丈人周新吾 “家族的根”一文所叙述的情况和薛利华所著“周氏：仁义世家，源远流长”和“古杨湾话周”二文中所描述的另一只周氏祖鼻，我却发现了惊人的相应之处。“周氏：仁义世家，源远流长”一文第116页在论及东山杨湾周氏时说杨湾周氏出汴梁，是宋大夫周敦颐之后。又说：“周氏郡名汝南，祖宅为‘瑞祖堂’，。。。杨湾周家原来还有‘瑞老堂’。。。等。。。据杨湾后裔周昭显说，他祖上是行医的，。。。”

其实，关于陆巷“世和堂”这支周氏的来源是不难确定的。因为东山周氏家谱是有案可稽的，所以只要找到“世和堂”祖先周氏16世祖先周九皋的一世祖即可。这事就留给周家后人去做了，我这个周家女婿不便代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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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薛利华编著的《东山人文》中册，第986页列举之中有“世和堂”。

[2]关于这支周氏的来源，见文末附录。

[3] 见我2011年11月编注加序的叶德成著《蕃奕堂宗支簿》，和2013年写的“叶德成后裔癸巳大聚会始末”。

[4] 此行还见到了也与叶家联姻的周滨的三姑姑周雪英的儿子叶大椿和女儿叶丽君等。

[5] 见《东山莫厘峰》红橘卷，2014年12月，105页至107页。

[6] 见我在2015年写的”女儿在美国升学纪实”一文。

[7] 见2002年九月版《苏州洞庭东山寒山村周氏宗亲世系通讯录》和2007年起草的《东山祖宅“世和堂”权属及管理协议书》等。

[8] 据老丈人周新吾2016年春所写的题为“家族的根”一文，该二楼为老丈人周新吾三弟周吉生所盖。文中说：“三姊吉生，在钱庄很早就当上了经理，从他们家的衣着饭食来看，和我家有不小的差距。家里人口增加了，三姊就出资在老宅后部盖了新楼 。。。”

[9]老丈人周新吾2016年春所写的题为“吾乡故土”和“家族的根”二文中均提及该“怀德堂”。“吾乡故土”中说：“大概在我6-8岁时，我父亲典了怀德堂南部一半的厅堂、楼房，还有长廊、两个大天井、和厨房前一片荒废了的园地。留守的十来人住得宽敞极了。”

[10] 据记载，“仁本堂”因年久失修大部坍塌，为户主周吉生之子周味绅于1981年将残存瓦屋三间及围墙售予原洞庭公社含山大队（当地生产队）。“仁本堂”宅基地除北端与“世和堂”毗邻相通的后园部分拼入“世和堂”后园外，其余部分捐赠予原洞庭公社含山大队作集体之用。

癸巳寻根记

癸巳寻根记

叶梦华

2013年7月24日

                                      

1．    引言

我们这些南京叶德成的后代都从不同的人那里听说过我们的老家是苏州东山。叶菊华姐说，他们家从来填表时都填祖籍为苏州东山。叶振华叔叔和大表哥端木怡昇都说我们是从苏州东山来的。后来生活在台湾的大伯伯的儿女叶肇华哥、叶毓华姐从来没有怀疑过苏州东山是我们的老家。贵阳二伯伯一家也听到过苏州东山是老家的说法。父亲更是亲口对我们子女多次说过，我们是苏州东山人。

然而，一切均为“听说，”没有文字上的记载和凭据。更不用问，我们的祖上是何时离开苏州东山移民南京的？他们离开东山时是东山叶氏哪支哪派的？

丁丑（1997年）夏我应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邀请访问台湾时，有幸在台北见到肇华哥。叶肇华是大伯伯叶桂馨的独子，可谓我们爷爷叶文萃这一支的长子长孙。他把叶德成于光绪十年（1885年）写的《蕃奕堂宗支簿》给了我。他对我说：“我们从小生活太优越了，所以都不成器。这本家谱我留着也没用，你拿走吧。”由此引发了部分叶德成后裔庚寅（2010年）六月21人的贵阳之聚，辛卯（2011年）11月11人的南京瞻园之聚，壬辰（2012年）七月10人的北京之聚，和癸巳（2013年）五月34人的南京大聚会。

《蕃奕堂宗支簿》给我提供了第一份文字资料。但其中没有提及苏州东山，也没有写明蕃奕堂的始祖是谁、何人何时移民南京等。宗支簿中最久远的祖宗是叶德成的大爷爷“叶彭远”及其夫人“周氏”。宗支簿中写道：他们的“年岁生殁均无询考”。当我把《蕃奕堂宗支簿》打印出来并加注加序时，我就给自己提出了“续谱”和“寻根”的两项任务。续谱的任务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因为《蕃奕堂宗支簿》写于光绪十年，其后爷爷和大伯伯显然又在宗支簿末添加了一些内容。所以我现在正好能续上。至今，《叶德成后裔叶氏家谱》可称已初见雏型。寻根的任务则要困难得多。我凭想象，希望在东山现有的叶家祠堂、吴县档案馆、和东山叶梦得故居取得突破点。

2．    上海/东山行

我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做了些准备工作。菊华姐表示可以帮忙。大姐也给东山经营叶梦得故居宝俭堂的陆惠霞女士打了电话。最后认定依靠周滨的表哥、她二姑妈的儿子叶文德作为我此次东山寻根的引路人。叶文德人都习惯称他“小老虎。” 小老虎原籍正宗苏州东山人，现住上海，频繁来往于上海苏州两地。我和他虽从未见过面，但从周滨的亲戚们那里早已久闻大名。他为人热情，结交广泛，不但对东山叶家旧事情有独钟，而且了解甚多。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你找到我，东山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一切我都会给你安排好。”

癸巳五月，我为去东山寻根专程到了上海。12日与小老虎一见面，他就向我出示和赠送了他收藏的部分有关东山叶家的几本书籍。计有《洞庭东山叶翰甫家庭-吴中叶氏文德堂支族谱补阙》，《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杨维中和薛利华主编的《东山大族》，以及日后又送给我的薛利华著《洞庭东山掌故》。一下子就得到如此丰厚的资料，真是喜出望外。粗粗翻阅之后，发现如欲把叶德成的家谱和东山的老家连接上，最关键的资料是叶德辉宣统三年（1911）版的《吴中叶氏族谱》。

翌日晚，由周滨堂弟、她六叔的儿子周文健开他新购之SUV，驱车前往苏州。午夜抵，住小老虎为其亲戚看管的金鸡湖边的玲珑湾公寓。

第二天，即五月14日，我们一行三人一早就来到东山。小老虎首先向我引见了其好友薛利华。薛利华先生自认东山为其第二故乡。他编著了大量有关东山历史文化的书籍文章，对吴中叶氏家史无疑是一位专家。估计他原是东山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会长（或曰东山方志名人馆馆长），现虽已退休，但仍然热衷于研究有关东山的历史文化。

其后，我们四人来到东山历史文化研究会。现任会长杨维中先生接待了我们。在场的还有一位正在研究东山叶氏历史的年轻人叶新民和另一位研究会的同仁老金。他们都是专家级的人物。谈起叶家旧事如数家珍。他们说现在的叶梦得故居是当地农民开发旅游业弄的。真正的叶梦得故居早已不复存在了。我问，那现在的叶梦得故居是否是在真正的叶梦得故居原址上盖的呢？回答是，没人知道叶梦得故居或宝俭堂原址在什么地方。他们又说，虽然史书家谱中公认叶逵为吴中东山叶氏始祖，但其实叶逵既没有生在东山，也没有葬在东山。他娶了浙江湖州羊氏后移居东山，死后葬在湖州。真正的始祖应是他儿子叶桯（音听），他生在东山葬在东山。

我向东山历史文化研究会赠送了我编注加序的叶德成光绪十年写的《蕃奕堂宗支簿》和我正在编写的《叶德成后裔家谱》稿。杨维中会长请大家在附近一家饭馆吃了午饭。家乡人请吃家乡饭菜，样样可口，令我感激不尽。与杨维中会长言别时约定将来一定保持来往。

随后走访了叶家的两个祠堂：粹和堂和惠和堂。宝俭堂因如前所述，并非叶梦得的故居、故址，只是开发出来的一个旅游景点，故而没去。不幸的是，粹和堂和惠和堂两堂也都正在装修，两处也都是东山的旅游景点。江南水乡小镇的老房、园庭、街巷、河道经这几年装修翻新之后千篇一律，实在令人失望。

小老虎对我说，他上周专门来了正在修整的惠和堂，把叶氏列祖列宗的牌子找到并除去了灰尘以便我来时鞠拜。我于是遵命在惠和堂给叶家祖宗牌位三鞠躬致敬。

最后薛利华先生在雕花楼书店取出了他编著的一套三本共一千五百页的《东山人文上册：往事回眸、氏族寻踪》，《东山人文中册：古镇话旧、乡彦名士》，和《东山人文下册：古碑拾遗》。他提名签字后赠送给我。我也向他赠送了我编注加序的叶德成光绪十年写的《蕃奕堂宗支簿》和我正在编写的《叶德成后裔家谱》稿。薛利华先生对我说：“来东山寻根的人很是不少。有些人扑捕风捉影，就宣布寻根成功了。但是对我们来说，这应该是一项要认真去做的事，要有文字上的依据。”薛先生的教诲我当然要铭记在心。握手告别时，我一言为定今后要再向他请教叶家旧事。

叶新民在午饭之前就与我握手言别。他当天给我发来电子邮件，附上了他为《世界叶氏总谱》撰写的关于“吴中叶氏”的材料：“吴中东山叶氏及其与台湾叶氏之渊源”一文和“叶氏谱牒”一表。我们从此建立了电子邮件的联系和来往。

东山之行的意外的收获是走访了周滨家在东山的周家的老宅“世和堂，”含山村含山118号（原含山村寒山66号）。周滨的父亲周新吾就出生于此。他们是道道地地的苏州东山人。只是而今无一后代居住东山，成了东山著名的“关门”周家。“关门”周家的老宅因后代太多产权问题没有认定，故年久失修。虽然看上去显得十分破败，其实倒是原汁原味。比起那些翻修后雷同的江南小镇上见过的老房要有意思得多。希望日后有机会整修时务必力求做到翻旧如旧，保持原汁原味。

东山一日以参观周家已装修完毕的会老馆，然后前往周家老坟山三鞠躬作结。我心中打算已定：将来要和周滨和国雅再专程来东山一趟。

五月27日晚，我从南京返回上海后，小老虎又向我引见了他上海山阴路邻居年轻人朱永刚。朱永刚先生的母亲也是东山叶家人，他对东山叶家旧事也是兴趣浓厚，颇有所知。他向我提供了诸多网址线索，有待日后慢慢整理出来、一一造访。

五月28日小老虎陪我去了上海图书馆。回想起来上一次去上海图书馆大约是1972年或1973年的事。那次我是陪舅舅程守洙去查物理学方面的资料的。今非昔比，40年后的上海图书馆不仅外观上十分气派，实质上也令人兴奋。我凭美国护照顺利办到了阅读证。在家谱室的电脑上迅速找到了该馆收藏的有关吴中叶氏的资料，包括我心目中梦寐以求的叶德辉宣统三年（1911）版的《吴中叶氏族谱》。该谱52册66卷共10887页。我当即决定订购全套下载于光碟。隔日，即30日，去浦东机场返美之前，在小老虎和肖展祥陪同下再去上海图书馆取得了订购的《吴中叶氏族谱》和《吴中叶氏族谱唐股村支派宗图》全套光碟一张。

回到美国后，我将该光碟复制后分别赠送给小老虎、薛利华、杨威忠、叶新民，人各一张，以利大家从事研究东山叶家历史时更为方便。

3．    初考

从第一位姓叶的始祖到我们现在这些叶德成的后代可以划分成四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起于河南始祖名为沈诸梁的叶公，时在春秋战国约公元前480年。第二阶段始于吴中始祖叶逵（叶公77世），应在唐末宋初之际。第三阶段暂定南京始祖为叶堡（叶逵系16世）。他是明洪武23年移居南京。然而东山叶氏宗亲向南京移民不是一次性的。另外，可能也有去了南京又回归东山的情况。第四阶段是蕃奕堂。蕃奕堂的始祖是谁？他是哪年离开东山到南京的？离开东山时是东山叶氏哪支哪派的？这些都是本次寻根希望能得到答案的根本问题。

我本寄厚望于从班辈排名上找到线索和依据。无奈叶氏从第一代叶公起就没有解决班辈用字问题。各支、派中无统一班辈用字。各支、派内的班辈字的使用也未见有持续使用的以致出现周期的，一般只延续一、二、三代。至叶逵系33世，在统一班辈用字上有较大努力，其结果特别体现在33世、34世、35世和36世的名字上。

有记载的班辈字有最早的八字，进而演变成的16字，以及最后在宣统年定下的32字。八字班辈名为：懋昭承绪、永锡光华。16字班辈名为：曾成本德、秉考传家、懋昭承绪、永锡光华。32字班辈名为：祥庆奕世、肇禩永昌、等。“祥”、“庆”、“奕”、和“世”四字与“懋”、“昭”、“承”和“绪”并列在叶逵系33、34、35和36世中各支、派都有广泛使用。然而，时值清末民初，继而民国为共和所取代，其后的班辈名不复可见、至少也是用者甚寡矣。

要想找到南京叶德成这一支在东山的根唯有从两个方向去努力：一是从东山往下找，一是从叶德成一代在南京往上找。从东山往下找的资料看来不可能有比叶德辉编的宣统三年版的《吴中叶氏族谱》更相关更祥实的了。然而，该谱52册66卷共10887页，半文言无标点，实非短期内可以读完消化掉的。

我急于写这篇寻根记，怕的是人老健忘。故谨此根据粗略阅读《吴中叶氏族谱》对照《蕃奕堂宗支簿》，先写下一星半点的猜测，算是为日后慢读细嚼列出提纲要领来。

猜测之一：叶德成是叶逵系六世叶梦得的后代。理由如下：（1）众所周知，史载叶梦得晚年隐居湖州弁山玲珑山石林，故号石林居士，所著诗文多以石林为名，如《石林燕语》、《石林词》、《石林诗话》等。（2）叶德成在光绪十年撰写的《蕃奕堂宗支簿》的扉页上注明他的宗支簿是在“石林书屋”写的。由此可以推断，叶逵是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祖籍确在东山。

猜测之二：叶德辉和叶德成是同辈人，即，都为叶逵系38世。理由如下：（1）年龄相当。 叶德成生于1840年殁于1912年而叶德辉生于1864年殁于1927年。（2）同为“德”字辈。叶德成有四位“德”字辈的兄弟：德昌、德本、德成、和德丰。而叶德辉也有四位“德”字辈的兄弟：德辉、德炯、德耀、德煌。（3） “德”字在《吴中叶氏族谱》中各支、派中的38世人名中都有广泛使用。在19世纪和20世纪相交时，叶姓中名字里有“德”字的人也非常之多。  

然而“德”字在八字、16字和32字班辈名中或不存在、或所在位置相去甚远。叶德辉和其他“德”字辈的上下辈的班辈名有待进一步考察，以寻求与叶德成上下辈班辈名的一致性。

猜测之三：“蕃奕堂”之名是叶逵系36世或其后代所起的。理由如下：（1）“奕”字作为35世班辈名在叶氏中各支、派中有广泛的使用。（2）“蕃”是“延伸”“隶属”的意思。（3）所以“蕃奕”就是“延伸、”“隶属” “奕”字辈的意思。故尔必为叶逵系35世“奕”字辈之后的人所起。

猜测之四：“蕃奕堂”的始祖是叶逵系36世移民南京的。此乃猜测之三的逻辑推论。

猜测之五：《蕃奕堂宗支簿》中的叶彭远就是《吴中叶氏族谱》中“慈谿派江宁支谱叙”一文中的叶承远。理由如下：（1）《蕃奕堂宗支簿》中的叶彭远的夫人为周氏而后又去了南京。“吴中叶氏族谱.续前巷前场派记”一文中的叶承远的夫人也姓周而后也去了南京。该文中说：“清代前场派承逺入嫯本土朱家巷周宗源为婿，而周之业在金陵，翁婿共铺为生业。宗源卒，承逺出外别创业于浦口。承逺生二子、鐩，留南京。”周家在南京有比较大的生意。所以，可以理解叶德成在1885年撰写《蕃奕堂宗支簿》时，只知道他爷爷的大哥在近100年前娶了周氏，而不清楚他是何年生何年殁、葬于何处。叶彭远（叶承远）可能就没有葬在南京。（2）同理，叶德成在1885年写家谱时对他爷爷的大哥的名、字、号等也不一定了解确切。叶彭远和叶承远中的“彭”和“承”音相近，记错了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3）叶承远生二子叶和叶鐩。这说明第37世是“金”字辈的。我手头的家谱中，叶彭远的弟弟叶润川的下一代也是“金”字辈的。叶润川有六个儿子，其中五人名为金旁字，计有镛、锉、、锟、鎧。（4）年岁相当。按叶德辉和叶德成同为第38世算（猜测之二），叶彭远应为36世。按南京的叶氏始祖叶逵系16世于明洪武23年即1391年到南京推算，近400年后即为1791年左右，正好可能是第36世（按20年一世推算）。

此猜测中疑问当然不少。比如，大哥叶彭远（叶承远）娶周氏，移民南京，如何把几个弟弟也都带到南京了呢？另外叶彭远和叶承远是否可能是堂兄弟呢？纵观叶家和周家的家谱，两家通婚十分频繁。所以叶彭远的夫人为周氏而另一位叶承远的夫人也姓周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有必要查一下东山周家家谱有关周宗源的记录，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

猜测之六：“蕃奕堂”的始祖是叶彭远（叶承远），可能在雍正、乾隆年间移民南京。如果猜测之五成立，那么此猜测即为其合理推论。

猜测之七：叶德成一生经济上小康、不宽裕、没有什么成就可言。这从我们对叶德成的了解和《蕃奕堂宗支簿》中多处的叙述可以找到依据。据大表哥端木怡昇所说，叶德成是清朝末年江宁县衙门里的文案，相当于县衙门秘书。文案比“官”小，是“吏”。《蕃奕堂宗支簿》第四页写到有关叶德成的奶奶的坟地时说：“卅年出殡，因双塘赵宝山向不利葬，暂借对山坟主祖茔圹外大首厝柩。嗣逢兵燹，张副帅紥营与此，即于原处代葬。乞今廿余年。缘力不从心。容后稍有转机，仍当斟酌改迁。”第六页写到有关叶德成的爷爷的坟地时又重复说：“卅年出殡，因双塘赵宝山山向不利，暂借坟主祖茔圹外小首厝柩。嗣逢兵燹，张副帅紥营与此，即于原处代葬。乞今廿余年。无力迁葬，心实难安。一候稍舒，仍当斟酌议迁。第七页写到有关他六叔叶鎧的坟地时又说：“事业稍宽，仍当扶柩回。”

说他小康，是因为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蕃奕堂宗支簿》第五页称：“当年我买一山坐落栖霞张家库边黄家冈山名刘家山。” 按理，此刘家山应该就是后来被称为锺山和紫金山的山。理由是爸爸曾亲口告诉我，大爷爷和我的爷爷为紫金山北麓产权打过官司。当时南京的小报都有炒作。再则，大表哥告诉我们，二爷爷在中山门外有一大块地。大约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为了建中山陵，二爷爷的地被政府征用。故二爷爷必有紫金山南麓的产权。然而紫金山是否曾名刘家山？此乃待考之事。南京当时的小报炒作也有待查阅。

《蕃奕堂宗支簿》第二页记载叶德成的三爷爷有四位夫人，故其家境必不会太差。

叶德成在光绪十年撰写家谱可能受当时东山其他叶氏派别撰写家谱的激发。

猜测之八：“文、章、华、国、诗、礼、传、家”的班辈排名是叶德成辈或其上一辈编造的，与东山老家无关。这八个字是父辈告诉我们的。在我们的爷爷“文”字辈、父亲“章：字辈和我们这一代”华“字辈中有准确和广泛的使用。然而在叶德辉宣统三年（1911）版的《吴中叶氏族谱》却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4．    结语

泛读有关文献，发现叶氏历史上两个特点：一是喜爱编撰家谱的人很多，二是均有企图欲使新编的家谱与老家谱衔接上。然而，有记载的失败比比皆是，成功者如吴中叶氏文德堂支族则凤毛麟角。

到目前为止，我尚不能从文字记载中确定我们蕃奕堂与东山的关系。《吴中叶氏族谱》中的各派大都止于清末33世、34世；35、36、何37世的记载尤为不全，可能与太平天国长毛之乱有关。而我手头的家谱估计始于36世、37世，正好衔接不上。

按前所叙，我将继续从两个方向去努力：一是慢读细嚼万页《吴中叶氏族谱》，大海捞针。二是明年造访南京图书馆，希望能找到叶家在南京的资料，以便能从在南京叶德成几代往上代寻找与东山的联系。

参考资料

潘殊闲，《叶梦得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五月。

薛利华，《洞庭东山掌故》，吴县市教育印刷厂印刷，1997年10月

薛利华，《东山人文上册：往事回眸、氏族寻踪》，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六月。

薛利华，《东山人文中册：古镇话旧、乡彦名士》，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六月。

薛利华，《东山人文下册：古碑拾遗》，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六月。

杨维忠、薛利华主编，《东山大族》（东山历史文化丛书），广陵书社，2008年一月。

叶德辉，《吴中叶氏族谱》，宣统三年（1911）。

叶扶霄，《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

叶镜鑫、叶椿林、叶奎元、薛利华主编，《洞庭东山也翰甫家庭--吴中叶氏文德堂支族谱补厥》， 2001年12月至2005年九月。

叶德成，《蕃奕堂宗支簿》，光绪十年（1885年），叶梦华编注加序，2011年11月。

叶梦华，《叶德成后裔家谱》稿，2013年。

叶梦华，“叶德成后裔癸巳大聚会始末，”2013年六月。

叶新民，“吴中东山叶氏及其与台湾叶氏之渊源，”2010年12月。